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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或者精通英语的技术人员。
我曾读到一篇文章，是讲美国某大学所做的一个实验。他们把青蛙放到一个盛满热水的锅里，青蛙马上就跳了出来。而把青蛙放到盛满冷水的锅里，青蛙会非常快乐地游来游去，然后给锅慢慢加温，青蛙仍会快乐地游来游去。等到温度很高时，青蛙已经跳不出去了，结果被活活煮死了。其实人也是这样，如果处在一个慢慢加温的恶性环境中，人不知不觉就失去了自己所应具备的东西，等到意识到的时候也许已经晚了。那么这种应具备的东西是什么？它不是技术，而是理想、追求和勇于挑战的精神。
所以，我们给每一位走进新东方的学员都当头泼一瓢热水，让他们象青蛙一样跳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潜能，使他们的能力实现达到最大化。而且我从自己的经历认识到：一个人突破了自己以前的思想后带来的创造力会有多大！
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学校处处碰壁的朱海军，在网络世界里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留学的路被堵死后，俞敏洪创办了为出国留学生培训英语、名播中外的新东方学校。
一位社会学专家分析估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目前很多被压抑的人才，将有更多的人会向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行业、部门“跳槽”。而且，社会将会给“跳槽”者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多的选择机会。
有人估计，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有50％的人改了行。深圳的年轻人，平均不到一年就要跳一次槽。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知识更新的加快以及学校学的知识在一生中派用场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职业人士再学习和培训的机会增加，原来特别看重的个人专业背景正在淡化，其限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严格。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更看重的是人的综合素质，因此年轻白领择业极少受到专业行业的局限，他们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自己的职业。
这种变化，也许可从一份“IT公司招聘员工最看重什么”的调查中窥见一斑：
一、绝顶聪明；二、迅速应变能力；三、敢于冒险，但绝不孤注一掷；四、渴望成功；五、富于幻想、六、适于团队工作。
从列出的这些条件可以看出，学历和专业已经退到了“二线”。
如今在我们身边，做记者的，也许是学金融的；做房地产的，也许是学中文的；做营销的，也许是学哲学的；做餐饮的，也许是学经济的……，开放的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开放性和多样性的选择机会。
其实，跳槽就是跳龙门，跳的越高，见的东西就越广阔。爱一行专一行固然是社会的需要，一专多能更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努力地将自己打造成复合型人才。
第八章 水往低处流
认识王勇
认识王勇，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一间演播室。
那天晚上，倪萍主持“聊天”节目，与倪萍聊天的是一位名叫段云松的年轻人。没考上大学的段云松，做过王府饭店的门童，小饭馆的老板，后来又开过红遍京城的“忆苦思甜
大杂院”，如今是五福茶艺馆的老板。
我是被邀请去当观众的。我的旁边坐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们。
倪萍与段云松聊完后说，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另外一位年轻人，他叫王勇，王勇的经历跟段云松有点不一样，他是大学生。
说到这里，倪萍将头扭向观众席笑着问：“你们知道北京小王府吗？很火的！他就是那里的老板。”
王勇与我隔着两排也坐在观众席上，他穿着橘黄色的套头衫，听见倪萍在介绍他，他站起来欠了欠身子神情有点拘谨。接着，有人将话茼递给了他，他拿着话茼发了一通言，说了些什么我没记住，可有一句话却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人生苦短，应该去干自己喜欢干的、愿意干的事情”。
节目录完后，我们交换了名片。王勇的名片很独特，上面画着一幅建外大街至光华路的地形图，在地形图囊括的区域里，有使馆区，有外交公寓，有友谊商店，有闻名中外的秀水街，有高级白领出入的国贸大厦、嘉里中心、丽晶花园，还有京伦饭店、建国门饭店、汉威大厦。北京小王府的几家店就分布在这个区域里。
我和王勇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月以后。
那天，我们约好在光华路的小王府见面。
当时我想，小王府名满京城，门面一定很气派，可是坐着车将光华路找了个遍，也没找着。只好停车打听，才知道小王府在光华路背街的一条小胡同里。
那是一条很幽静的小胡同，虽然距光华路不过百余米，却没有了那里的喧嚣与嘈杂。小王府是一溜平房连着东头一座二层的小楼，粉白的墙，朴实淡雅的窗帘，门口还有几颗歪脖子树，很像居家过日子的房舍。
走进前厅，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不大的镜框，是一群身穿救生衣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站在海边的照片，照片上的王勇笑嘻嘻的，在他们身后是一片蔚蓝的大海。
餐厅的布置朴实、温馨、亲切。难怪那些出入高级写字楼的白领，那些远离家乡故土的外国人都愿意到这里来。在这里，他们能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与餐厅连着的一间平房，是王勇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新颖别致的壁挂、造型独特的灯具、摆列整齐的书柜给人以居室的感觉。在房间的一角，临着胡同的一面，是落地的玻璃窗，一圈古朴典雅的沙发围成了一个小天地，坐在那里，可以看到胡同里的风景。
那天下午，我就一直坐在那里，听王勇讲述他的故事。
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交上辞职书后，我知道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我是8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外贸专业。
那时，还是国家包分配，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先是做技术翻译，后又去了合同处。
那是一份很安逸的、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可是没多久，我就很苦恼，因为在那里，我看不到自己的发展，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大型国有企业，一切都要论资排辈，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裙带关系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我苦恼还因为，我的建议和想法在那里得不到采纳，甚至得不到尊重。人们仍习惯于按传统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作出判断，仍习惯于在旧有的轨道上行走，不敢、也不愿偏离哪怕一点点。
这样的环境让我感到很压抑，也让我很不甘心，我不甘心自己的热情被一点点地吞噬，也不甘心自己的个性和斗志被一点点地被磨灭。如果没有了热情、没有了斗志、没有了个性，我将不是我自己。
苦恼归苦恼，但是真要作出抉择还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因为生活在体制中，它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虽然这种安全感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脱离了体制，也许会象一叶难以找到岸的浮萍，每天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恐惧中。这也是许多渴望自由、渴望拥有自己一片蓝天的人不敢跨出体制门槛的原因。
在犹豫不决中过了3年后，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因为如果再耗下去，我可能就会失去离开的决心和重新开始的信心。
那天，我拿着辞职申请走进领导办公室。看完我的辞职申请，领导吃惊地看着我说：“你可要想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要明白这一点。”
我很坚定地点点头说：“想好了。”
我的辞职申请被批准了。我的同事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干得好好的要走，而且一下就将自己打到了最底层：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任何保障的待业青年。
那天离开办公楼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下着小雨，我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书和日常生活用品，在同事们惋惜不解的目光中，我一步一步离开了那座工作了3年的办公楼。迈着沉重的脚步，我一次次地回头张望，我知道，从此后我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不久，我去了一家在北京的英国公司。这家英国公司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在全球许多国家都设有分公司，我进了销售部。
上班的第二天，公司负责人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将两盒印有我名字的名片和一张飞机票交给我说：“公司派你去上海开辟市场，你明天就走。”
我一下就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