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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善绕弯子还表现在，由于他们的礼仪规定过于复杂，可以采取一种在我们看来纯属拐弯抹角的方法去冒犯他人。比如叠信的方式就可以表现一种故意的冒犯。故意不把一个人的名字摆在其他字之上的单独一行，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其严重程度要超过英语中不用大写字母拼写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交场合，不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不中听的话，都可以算是一种侮辱，就像不到合适的地点迎接来客人的身份送客一样。规矩如此之多，献少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在表示一种隐含的侮辱。中国人当然一看就能明白，而可怜且无知的外国人却因此受到无数次的伤害，还以为是受至。特殊的礼遇！中国人因生气而互相辱骂时，充分运用各自的文学才华，很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表示一种恶毒的意思，其暗讽水平之高，使人不能当场听出其中的真正含意，需要仔细琢磨，就像糖衣药丸，里面才会令人恶心。再比如，”东西“——字面上是指东西方向——意思是一样物品，而称某人是”东西“就是骂人。同样，拐弯抹角他说某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
即使是最没知识的中国人也会随机应变地凭空虚构各种似乎合理的借口，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被这种高超的能力所吸引。除了外国人之外，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这种借口，除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其实，过于想把问题弄清楚的外国人根本没必要花力气，一会儿在空气中，一会儿在水中，一会儿又在土中，去追究他们，因为他们习惯于把事实作最简单的处理。当他们被追得走投无路时，即使是最无知的中国人也会有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他干脆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以保证他可以脱逃。他”不知道“．他”不明白“，这两句话，像上帝之爱，掩盖了一大堆罪恶。
从每天发行的北京《邸报》上，可以找到很多用以说明我们的论题的材料。在中国，这张报子最能清楚地反映中国政府的真实情况，尽管也有欠缺。在报上，古语所谓的”指鹿为马“己变得更加高级，运用也更加广泛；关于”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报上有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真实写照。如果中国人真的是不愿意讲出事情的缘由，只能靠猜测去知晓他所说的意思，那么最好的事例可以从中国官员的生活中去找，在那里，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已发展到极点。当中国的”官方报子“整版都登载着一些渴望退出官位的年老官员遭受各种痛苦的情况时，这里究竟有哪些含意？当他的迫切请求被拒绝，并被要求立即回到他的岗位上去时，这又意味着什么？这长篇的编年史作为事实材料披露出来，其真正的含意是什么？当一位被指控为有罪的高官被确定为无罪，而被认为只是犯了一些还够不上惩罚的过失时，这是意味着起诉人已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还是被指控的官员真得有做过那种事？谁能说得清？
我们完全相信，每一个细读过北京《邸报》同时读过报上每份文献的人，都能比较正确地了解其中的真正含意，这比读有关这个国家的所有作品都更能了解中国。但是，迄今为止，所有外界的野蛮人在理解中国时，都是采取一种根据其言了解其意的方法，以为这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其实我们会遗漏很多方面，难道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担心吗？
第九章 顺而不从
我们最初对中国人的了解是来自我们的仆人。他们是我们了解中国人特性的第一任老师，当然，他们并无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他们也总是不满意，然而，他们给我们上的课却令我们难以忘怀。随着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日益广泛，我们发现，尽管仆人是中国人中很小的一一部分，但我们与他们相处而逐渐形成的结论明显地得到更加广泛的确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中国人都是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本章所要讨论的中国人特性，其标题虽然互相矛盾而不能令人满意，但却是最为合适，只要略加描述，就会很容易使人明白。
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在所雇的仆人中，没有人能像厨师那样完全左右着全家的安宁。刚到任的厨师，当女主人告诉他应当怎么做，不应当怎么做时，他就像是服从的化身。对家里已有的规矩，他是真诚地赞同，给人以好感，但并不是说他已成为赢家。女主人特意举例告诫他说，前任厨师有一个不能容忍的习惯，面包坯还没有完全发好，就放进烤箱。还有其他很多事都不能与女主人所想的一致，于是两人吵翻。对此，新厨师的反应令人愉快，表示他无论有什么缺点，也一定不能固执。女主人还告诉他，在厨房里，狗、二流子和抽烟都是不能容忍的。他回答说，他讨厌狗，也不抽烟，是一个外地人，城里只有几个朋友，都不是二流子。此后，他开始履行职责。但没过几天，发现这个厨帅在烤面包方面是前任厨师的”把兄弟“，也是把没发好的面包坯放进烤箱；而且有数不清的人在厨房里进进出出，许多人还带着狗；厨房里香烟味浓重，成了永久的宝物。厨师自己承认，面包做得不是最好，但肯定不是由于揉得不够，在揉面方面，他是很讲究的；厨房里看到的那些陌生人是他的”哥们“，但他们都不曾有狗，而且他们都走了，不再来了——但是，次日又见到他们；没有一个仆人会抽烟，烟味肯定是隔壁传过来的，那一家的仆人都是烟鬼。这个厨师是个懂道理的人，但是，由于没什么需要改变，他也就不知道如何去改变。
同样还有一件事。要一个苦力割草，给他一把雪亮、锋利的外国镰刀，他微笑地接过镰刀表示赞同。但后来在干活的那天，他用的却是一把中国镰刀，由大约4英寸的旧铁片加上一个短柄做成的。他似乎在说：“旧的更好。”给洗衣工一台外国的洗衣机，洗起衣服来既节省时间，又省肥皂，省力气，最重要的是洗得干净；再加上一台绞衣机，既不费力又不损坏衣服的纤维。但是，洗衣机和绞衣机都被丢在一边，成了“有用的废品”，洗衣工仍然像往常一样搓洗和拧衣服，衣物都被洗坏了。要改变这种情况，只能靠不断地督促他们。
告诉园丁用手头的砖坯修理一下破损的围墙，但他认为在墙头上插上树枝会更好一些，并且就这样做了；如果你问其原因，他会说出这样做的优越性。雇一个送信人把一包重要的邮件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傍晚，把邮包交给他，本来，次日清晨就可以出发。可是第二天下午，还看到他在附近的胡同里；派人把他叫回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要休息一天洗袜子！雇一个车夫也会有这种体验。告诉他走那条路，照理其他人也会这么走，他也答应了，但他却带你走另一条路，因为他曾听过路人说，那条路不好走。厨师、苦力、园丁、车夫——统统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而只相信他们自己。
外国人开的诊所和医院里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类现象。医生仔细地给病人做了检查，开了药；病人拿到药后，医生反复叮嘱什么时间吃药，吃多少，千万别搞错；病人生怕忘了这些详细的规定，来回一两次，才算搞清楚；可是一到家，他就一口把两天的药都吃了下去，因为疗效的好坏肯定与药量的多少成正比。给病人贴一片膏药，并明确地告诉他不要去动它，但还是不能阻止他随时揭掉膏药，
因为病人不希望变成一只“乌龟”，让一层硬壳长在皮肤上。
在一个诊所里，主治医生拥有各种医学头衔，且经验非常丰富，而助手却是一字不识，也不知药的名称和病的症状；但对于一般病人来说，助手的看法似乎与主治医生的看法同样重要。甚至看门人或苦力的一句话也足以使病人完全不顾医生的嘱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