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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清楚的认识后，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就盲目固执地遵循过去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来说，习惯与道德是同一回事，因为它们同出一源，本质相同；这种看法与古罗马人是一致的。对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领域。他们无需从最终的意义上理解这些风俗习惯，或者严格地说，完全理解它们；而只要像母熊保护她们的幼仔一样，出于本能地坚决予以维护。这不只是中国人才有的本能，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值得重视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所乐意为之献身的信仰却是一种他们所不了解、而且并不用以规范自己生活的信仰。
中国的风俗习惯，正如中国的语言一样，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风俗习惯，如同人的言语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习惯与语言形成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有各种令人眼花镣乱的风俗习惯可用以说明常言所谓的十里不同俗；同样也会听到有令人莫名其妙的方言。风俗与方言一旦形成并固定下来，就会像成形的熟石膏，即使打碎了，也还是不会改变。按理说是这样，但实际上肯定会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因为没有哪一种风俗习惯是永恒不变的，在某种新的条件下，改变总会发生。
下面的事例最能说明问题。清政府曾在中国国民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方式，绝大多数的人极力反对这种改变，宁死不从。但满族人却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表现出他们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削发方式。推行新的削发方式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莫过于他们的辫子，至于对清政府这一做法的仇恨只是残存于广东、福建本地人曾用来遮盖民族耻辱的头巾中。
佛教进入中国，只是在一场最具决定性的战争中才得以实现；而一旦完全扎下根来，它就像土生土长的道教，难以替代。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最初形成到今天的样子，很容易使人得出一个基本的假定，这就是，现存的就是合理的。长期形成的习惯是一种专制。无数人遵从习惯，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做的缘由。他的职责是遵从，并且他遵从了。在中国，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因地区不同而迎然相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成千上万做过“三大宗教”所有仪式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信仰，就像他们不懂埃及象形文字一样。若是问起某一宗教成规的原因时，通常只有两种回答：一是认为，与上帝沟通的各种做法都是古人传下来的，肯定自有其牢靠的根据；二是认为，“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也应该这么做。在中国，是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转动机器。既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只要遵从准没错。
蒙古人有一个习惯，任何人，只要有鼻烟，就会分给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小烟盒，遇见朋友，他就拿出来；即使盒内的鼻烟已经吸完，他也要把烟盒递给朋友，他的朋友会装着从中拿起一撮，然后把盒子送还主人。如果客人把盒子看成是空的，那就有失“体统”，而按照适当的习惯去做，则会保全主人的“面子”。这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惯例；在许多特定的场合都只能是这样。珊瑚虫早已死了，但留下了珊瑚礁，为了避免翻船，行船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航线。
始终如一地按照以往的方式行事并非为中国人所特有。印度的苦力习惯地用头顶着东西进行搬运，并且用同样的方法为修建铁路运土。承包商叫他们用独轮车，苦力们反而把独轮车也顶在头上。巴西的苦力搬运东西的方式与印度苦力一样。一位住在巴西的外国绅士要佣人去寄一封信，他惊奇地看着佣人把信放在头顶上，再压上一块石头。思想过程的僵化导致行为模式的僵化，中国人做事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我们所熟悉的这种事例。最初教厨师做布丁时，打开一？
？τ是把它倒掉；后来这个厨师每次做布丁都把第一个鸡蛋打开后倒掉。拿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要裁缝照样子做一件新衣服，结果新衣服上也缝了一块补丁。说这样的故事并无意于夸大中国人的某种特性，但却是非常真实的事实。
每个对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举出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例子。对我们来说，中国人的因循守旧的确难以理解，除非我们明白了他们这种行为的根本原因。住在北纬大约25。的中国乡村，人们按照常规，冬天不穿皮衣，夏天需戴草帽，若不是这样，那才怪呢！有的地区，只有到了非常冷的冬天才烧炕取暖，如果旅行者正巧赶上突如其来的“寒潮”，通常根本无法说服店主烧炕，因为烧炕的季节还没到！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工匠不愿意采用新工艺，但最守旧的莫过于外国人窑厂中的烧砖师傅。有一次，需要用到比当地所流行的砖更大一点的方砖，于是，外国老板下令烧制这种砖。实际上，只需要准备一个尺寸稍大的木模子就行了。但需要砖时，砖却没烧制出来。把接受任务的烧砖师傅叫来一问，他说他拒绝参予任何诸如此类的创新，他的唯一理由是：天下没有这种模子！
无论对中国这个大国的未来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人们都不可能不看到，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会影响到外国人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关系。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有大量很新的酒提供给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只有各种很旧的酒囊用于装酒。中国人由于天生因循守旧，几乎没有接受多少新酒，而且，就是所接受的那一点点，还是找新瓶来装的。
中国人目前对西方各国的态度是一种拖延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不太想要新的；另一方面，又根本不想放弃旧的。正像我们看到古老的土屋，本该早就归还给泥土了，但却用粗糙的泥柱子支撑着，拖延着不可避免的倒塌；已经过时的旧风俗习惯和旧宗教信仰仍然被支撑着，仍一如既往地履行着旧的职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是没有道理。由此及彼的变化过程可能会长期受到阻挡，但也可能会突然实现。
当初，把电报引进中国时，沿海某省的英国总督禀告皇上说，当地人对这桩事抱有很大的敌意，以致于连电线也架设不起来。但是，后来与法国人开战时，不仅架设电线的支架完全不同，而且有关当局还立即建起了电报站，电报受到了欢迎。
不久前，许多人还相信风水，坚决反对在中国修建铁路。最早的铁路很短，只是建在开平煤矿的出口处，由于要经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坟墓需要搬迁，这与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看一看被一分为二的墓地就足以计人们相信，风水与火车狭路相逢时，风水根本不是火车的对手。后来这条铁路的延伸显然是由于财政问题才担搁了，与风水完全无关。
中国人在处理重要的事务中，既有天生的因循守旧的一面，又会有侵犯惯例的另一面。在中国，孝道是最重要的；一位大臣的父母去世，他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但是，宰相则不然。皇帝会不顾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含泪”申诉，要他在本该守孝的日子里继续尽心尽责于国家大事。在中国，最不可改变的是君臣父子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然而，在最近一次的皇位变更中，由于皇位由旁系亲属所继承，而小皇帝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