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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与中国打了几百年的交道，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大地上的人民以及其他复杂的现象作同等看待。
“其次，对本书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笔者并不完全具备写此书的资格。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人，并不能完全保证他有能力写出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书，正如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22年的人，并不足以证明他有资格撰写出有关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作出概括。本书的这些文章最初只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所准备的，并没有考虑更广泛的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笔者这才应读者的要求将文章汇编成册。★★
★”中国佬“”这个含有贬义的词似乎已经根植于英国人的语言之中，而“中国人”这一恰当的词却被排除在外，这是一桩令人吃惊甚至遗憾的事。在中国的外国刊物中是否有一家不用“中国佬”这个词称呼中国人，在中国这个国家中是否有一位作家就是不用这个词，我不得而知。
★★ 《中国人的性格》于1890年在上海出版；这个版本在中国和东方广泛流传，两年前就已告罄。
第三种反对意见，来自某些人，认为要阐发某些看法，特别是涉及中国人的道德特征，会产生误解和不公正。
然而，人们应当记住，印象并不可能像统计数字那样丝毫不差。它们更像是照片的底片，没有哪两张是相同的，但每一张都真实地再现其他底片所没有表现的某些方面。拍照用的胶片不同，透镜不同，显影剂又不同，其结果当然也就不同。
许多久居中国的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完全要比笔者多得多。他们所表达的看法实质上是与笔者相一致的。还有人认为，在某些部位加一些亮丽的色彩会给过于单调的画面增添真实性，这些人的看法同样值得尊重。正是考虑到这些十分正确的意见，笔者对原文作了全面的修订。由于出版的紧迫，原来所讨论的中国人的特性有三分之一被省略了，当然，最重要的部分仍然保留，并新写了“知足常乐”一章。
对于中国人所具有的并且表现出来的一切好的品性，我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予以赞美；同时，又不能陷于某种先定的思维框架，抬高他们实际上所具有的道德品行而大加赞赏——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这使我们联想起撒克里。曾经有人问他，在他的小说中，怎么会好人总是傻瓜，坏人却是聪明。对此，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他是无心的。一幅表现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分辨出拿破仑抱臂低头站在圣。海伦娜岛的样子。长时间地这样看，往往一无所获，而且，这样做显然也是不对的；但是，一经他人指点，看画者在看画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拿破仑的样子。同样，在中国，许多事起初并没有出现，但却能被看出，而一旦被看出，就难以忘却。
正如限制性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本书的文章并不是对整个中国的概括，也不是诸多外国人所见所闻的集萃，这一些必须提请读者们注意。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位观察者对自己的印象所作的描述，只是许多“中国人特性”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图、而更像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炭笔对中国民众的某些特性所作的简略素描。它们只是组成一条光线，而无数的光线交织在一些，才能形成一道白光。它们也可能被视作归纳研究，来自笔者及其他各种人的个别经验在这里得到汇集。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围绕着各个主题列举了大量的具体事例。
米多斯先生是众多研究中国及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他认为，一个人对外国民族特性有了正确的看法并希望把这种看法转达给他人时，其最佳方式莫过于把所有有关的笔记都交给他细读。在这些笔记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同一般的事件，并附有当地人对该事件的说明。
从大量的此类事件中推出一般性结论。推出的结论可以被怀疑或否定，但所列举的个别事例，只要是真实的，就不能仅仅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搁在一边。任何有关中国人特性的理论最终都必须对这些事例作出分析。
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是十分困难的。试图从事这一研究的人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同样，许多看起来属于中国人“特性”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东方人的特性，待会儿就会看到这种情况；至于对不对，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予以判断。
据说，当今与中国人交往、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三条途径：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些信息来源无疑有其价值，但似乎还有第四条途径，这就是研究那些住在自己家乡的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这一途径比前三者相加起来还有价值，但它并不向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开放。正如在农村比在城市更能明白一个区域的地形。在农村也更易于了解人的特性。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城市住上10年，他所获得的有关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或许并不如在中国农村住12个月所获得的知识多。除了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我们还必须把乡村看做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本书的这些文章正是以中国农村为立足点而写成的。这些文章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观偏见的观察者对所见所闻的如实报告。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没有涉及所谓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特性的问题，也不作出中国人需要基督教的假定。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如何纠正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问题”己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到20世纪，这一问题将是更为紧迫的问题。中国人是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何改善他们是每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不可能不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将会得到一系列曾被过多忽视的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错了，无论怎样支持，都不攻自破。
埃尔金勋爵对上海商界的那次答问，虽然已过多年，但他的话至今仍是正确的和恰当的。他说道：“当自由进入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时，西方基督教文化将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种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衰退和有缺陷的古老文明，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不能不使我们抱以同情和尊敬。在将要出现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要想在这个具有怀疑态度且又足智多谋的民族中开辟道路，就要使人们明白，进入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信仰更能保证公众和个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第一章 保全面子
乍一看来，把全人类所共有的“脸面”当做中国人的特性，可能太不合理了。但是，中国人所讲的“脸面”不仅仅指头的前面部分，它是具有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为了理解“脸面”的意思，哪怕是作不完整的理解，我们也必须指出，中国人具有强的爱演戏的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通行全国的娱乐活动。中国人对戏剧演出的热情，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只要略加鼓动，任何中国人都会有模有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他会摆出演戏的姿势，鞠躬行礼，下跪叩拜。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情形似乎多余，或是可笑。中国人是用戏剧化的语言进行思维。当要为自己辩解时，他面对两三人的讲话就像是面对众人。他大声他说道：“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还有你，你们都在场。”如果他心情愉快，他会说自己是光荣地“离开舞台”；如果心情不好，他会说自己没有脸“退出舞台”。所有这些，如果明白了，就会发现与实际毫不相干。这里根本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的问题。一场戏中，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说了一句漂亮话，这场戏就会赢得喝彩。我们并非要进入幕后，因为那将会糟踏世界上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