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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吵架吵到一定程度，不动手就不能收场。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发现，他们打架时将拳头从肩膀处击出的习惯，令拉丁民族十分惊奇。中国人和他们一样，从未受过拳击训练，即便学过，也是不伦不类。他们怒不可遏时，首先是抓住对手的辫子，尽力扯他的头发，这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倘没有第三者加入，双方又都没有其他武器，这样的“战斗”十之八九，仅仅是一场扯辫子比赛而已。
中国人的争吵，也是对骂比赛。比赛声音的高低，结果除了嗓子喊破之外，没什么严重伤害。中国极少有人对交战双方火上浇油。我们只见过“战斗”发生时，很快有人挺身而出，充当和事佬——这也是我们一直期望的，他们通常有两、三个。他们将叫骂的人拉开，好言相劝。但叫骂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处在和事佬的安全保护之下，就会骂得更凶，可他心里却很谨慎，对方有人准备僵旗息鼓时，他也明智地逐渐收敛，这无疑对双方都没有坏处。中国人即使在最愤怒时，仍非常理智，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会忘记这一点。谁见过吵架的人转而扭住劝架的人，责怪他多管闲事呢？那可是紧要关头。中国人愤怒时，仍渴望和平——在抽象的意义上——只不过在自己的具体事情上，难以实现罢了。和事佬劝解他们，几乎总是扯走好斗的一方，后者则边撤边骂，表示对对方恶毒的蔑视。
中国人骂人，非常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并不揭露对手实际的过错，而勿宁污辱他的祖先，嘲笑他卑贱的出身。被骂的人则认为这是对自己尊严的严重伤害，其原因不在于是当着别人的面，甚至不在于自己被骂，而在于骂他的那些话令他太丢）“面子”了。骂人者感到自己做得不对，也不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光彩，有失身份，而是认为自己不该在那个时候、用那种话骂对方。
幸亏中国人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假如他们随身带着手枪，或像从前日本的武士，佩着剑，真不知他们发起火来，会酿制多少惨剧。
中国人一旦觉得自己受了莫大委屈，会马上气得暴跳如雷，失去控制，据说有个人，请求一位有经验的老传教士为他施洗，遭到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就拿着刀子，逼迫老传教士为他举行仪式。幸好大多数初做修士的人对这种凭暴力进入天国的方式不感兴趣，可是这条原则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位乞讨的老太婆，遭到了拒绝，会躺倒在你的马车前。要是被你的车轧了，她就要谢天谢地了，因为现在她有理由要你永远赡养她，为她养老送终。笔者住的那个村子里，有个老泼妇，尽管邻居们乐于帮助她，可她总不满足，经常以自杀相威胁。有一次，她终于跳进了池塘里，想淹死自己，却发现水只能没到她的脖子，她怎么也不能一直把头没在水里，结果恼羞成怒，对全村人破口大骂。不过，她第二次跳的时候，村民们答应给她更大的帮助。
中国人有冤无处诉时，常常私了。比如婆婆过分虐待儿媳妇，法律管不着，社会习俗又认可，就要靠儿媳妇的娘家去讨公道。这时，若遭拒绝，肯定会发生一场战斗。如果没遭拒绝，但施虐者逃之夭夭，娘家的人就把她屋子里一切能打碎的东西，全部打碎，像镜子、水罐之类的。出完气之后，扬长而去。假如婆家人事先知道了风声，就会先把那些东西搬到邻居家里。据中国的一家报纸说，北京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小伙子和一个漂亮的姑娘订了婚，结婚时，却发现娶来的是个又老又丑的姑娘，而且还是个秃子。失望的新郎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媒人一顿，大骂那些骗于，并砸毁了新娘的所有嫁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胆量，都会这样做。“怒气爆发，总会平息，这就要看”和事佬“的了——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非同小可。这些重要的人物都热衷于和平，即使事不关己，也会主动出面，两边劝慰，促使双方互相谦让，协调一致。
社会纠纷不能用普通的方式解决时，或者说当事人怒气太盛，无法发泄时，就要打官司了。在中国，打官司是件大事。极度的愤怒会使人失去控制，大吵大闹，最终决定将冒犯者告官，以求”法办“，在西方，这是鲁莽的做法，在中国，完全是发疯。中国有些格言，明确表明，宁死也不愿打官司。狗被别人打死，乃小事一桩，我们会笑置之。可一位中国移民的狗被打死之后，却声明要告到法院。他的朋友问他：“一条狗能值几个钱？”他说：“狗系（是）不及（值）钱，可那家伙太狠了，他要赔我全价。”西方的法庭宁愿以高价拒绝受理，可在中国，它会导致两败俱伤，并结下世仇。不过，双方通常都会找些说情的人。这种人无处不在，价值也无可估量。他们的参与使成千上万的案子在审判前就了结了。我知道一个小村子，住着上千户人家，已经几十年没人打过官司了，究其原因，原来是当地衙门中一位有地位的人物一直在制约着他们。
＊据来自北京的报告，现在的皇帝并不喜欢为他选择的妻子。太后作出的选择常常与皇帝的意愿相违背，令他很不满意据人们私下里说，宫庭中的婚礼情况与民间相似，“上行下效”嘛。
一个复杂如中国的社会机器一定会经常咯咯作响，在巨大的压力下扭曲变形，可中国社会却一直安然无恙。这些压力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破产、毁灭。中国的政治机体也像人的身体一样，存在着大量的润滑液囊，在最需要时。最需要处，往往会及时渗出一滴来，加以润滑。爱好和平的品质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有价值的社会分子。他们热爱秩序，尊重法律，甚至在不值得如此时仍惜守不渝。所有支那民族中，中国人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方式符合他们的习惯。当然，其他文明，在很多方面或大多数方面，都优于中国。不过，能像中国社会这样承受如此之巨大压力者，大概寥寥无几，其中，最为功不可没者，当数那些和事佬。
第二十三章 株连守法
中国人有个典型的特征，可以用“负责”一词来概括，西方很少有一个词能像这个词那样重要，那样具有丰富的意义。在西方，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而在中国，社会却是由家庭，村落或宗族等构成，这些通常又是一致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村子，每个村子的居民都源于同一个祖宗，同姓一个姓，共享一块热土。他们搬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次政治变动，比如明朝灭亡，甚至在明朝建立的时候。在这样的村子里，堂兄弟几乎是最远的关系了，男性长辈，不是父亲，就是叔伯，或者什么“爷爷”。有时，一个小小的村子，竟会住着十一代人。他们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寿数越高，辈份越高。中国人年龄很小就结婚，以后甚至到晚年还娶妻纳妾，一辈了不断地生孩子，结果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如果不特别询问或仔细注意名字中表明辈份的字，实在难以分辨出谁是晚辈，谁是长辈。一个年近七旬的老翁会叫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爷爷”。所有的堂兄弟之间都可以互称“兄弟”，假如外国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坚持要搞清楚，问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家兄弟”，回答经常很有意味：他们是“自家的堂兄弟”。笔者曾经这样问过，那人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嗯，当然，你可以称他们为自家兄弟。”
这些都是中国人社会团结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团结决定了中国富有责任心。父亲要对儿子负责，不单在儿子“成年”之前，而且永远负责。儿子也永远对父亲负责，俗话说：父债子还。兄长要对弟弟的一切负责，“家长”一一通常是长辈中年龄最大的男人一一要对整个家庭或家族负责。不过，这些责任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风俗习惯不同无关紧要，个人是重要的。这一点，理论上很难论述清楚。在一个显赫的大家庭里，尽管有很多知书达理的人，也有一些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或科班出身的，但“族长”却可能是个头脑糊涂的老头，大字不识一个，甚至一辈子连离家十里远的地方都没去过。
家庭中兄长对弟弟或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影响，最直接，也最绝对。这与我们所提倡的自由势如水火。弟弟就像个仆人，整天盼望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