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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绕过了要害部位，从一个无关大局的地方穿过去的，从而对国民党打了他三枪的拙劣枪法进行了轻蔑的嘲笑，并谦虚地表示，他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几颗牙齿而已。
姨父掐指计算，那年的宋更新老师已经是接近六十岁的人了，身体依然健壮，笑声依旧爽朗。他在武汉玩了数天，忽然说，啊，就要开学了。姨父给他买了车票，他又乐呵呵地告别都市霓虹，跑回南充教书去了。
姨父时常怀念宋更新老师，他觉得，江城有一盏霓虹灯是属于他的。
姨父又摇头叹息说，掩护宋更新、支持学生投奔延安的丘树勋校长就大不一样了！
解放后，姨父和六姨第一次回到家乡永兴场，就特意看望了丘树勋。那时刚刚经历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丘树勋在旧社会当过联保主任，只是挂名，没有恶迹；曾经是地主，却不善理家政，解放前已经没有土地了。他醉心于乡村教育，为乡亲、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是人所共知的，政府和群众都没有跟他过不去。倒是他自己一天到晚地心惊肉跳，如临深渊般地战战兢兢。姨父说，我要替他说话，让他把腰杆直起来。
区委书记邀请姨父去区政府吃饺子，姨父特意拉上了丘树勋。解放后的区政府设在刘备庙，这是国民党区公所的老地方。丘树勋一走进刘备庙就怵然心惊，像耗子一样缩在昔日弟子的背后如影随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姨父请他坐上席，他怎么也不肯坐。姨父把他按在座位上说，学生请你坐你就坐呀，这个座位是你的。他磨磨蹭蹭地坐下来，屁股却没有完全落实在椅子上，只是挂在椅子边边上，神情惶怵，如坐针毡。姨父一边吃饺子，一边为他评功摆好，说，你虽然当过联保主任，可大家都知道你只是挂个虚名。解放前几年你已经没有土地了，家里是个空壳壳。你两次解救、隐蔽宋更新，还营救过别的党员。我们上延安，也是得到你支持的呀！丘树勋还一个劲地表示谦虚说，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但他总算安下心来，吃出了饺子的味道。
6。他们的灯光在哪里（2）
姨父离家前，又找到县长、县委书记，讲了丘树勋对革命、对家乡的贡献，县政府就安排丘树勋当了民政科科长。姨父大发感慨说，这个老先生呀，他不敢当官儿，也不会当官儿，一当上科长，手脚又没处放了，只干了几天，就自动辞职了。县里给他发了退职费，他很快就用完了，没吃没喝，他只好炸油条、油果子卖。他炸的油条是死疙瘩，几乎可以当棒槌用，卖不出去的呀！他又尝试过贩卖草鞋，把一二十双草鞋挂在门口，却不会吆喝，草鞋老挂在那个地方，人家不知道那是什么用意，草鞋发了霉，也没人要他的。看来，这位老先生只能当个好绅士，只能穿上长袍大褂，文质彬彬、忙忙活活地做好事。到了新社会，绅士不时兴了，脱了长袍马褂，干啥不像啥，他就六神无主了。
姨父第二次回去，看到鳏居多年的丘树勋又找了老婆，好干巴的一个女人，啥也不会干，连饭也做不了，老两口过着好干巴的日子。姨父又为他说情，县里就按月补贴他一点钱帮补家用。他却从来没有求过政府，也从来不会向姨父写信叫苦。姨父第三次回去，丘树勋已经死了。他是丘家寨的人，后来住在永兴场街上的一个破屋里。他就死在这个破屋里了。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在江城，姨父找不到属于他的灯光。
姨父又谈到投奔延安途中用表决方式劝阻回家的两个同学，他们是含泪而别的，他忘不了这两个同学为大家作出的牺牲。姨父第一次乘坐一辆美式军用小吉普回到家乡，就去看望他们。一个同学已经找不到了。他去郑家寨找到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正在稻田里插秧，黧黑的面庞上过早地刻上了皱纹，几乎认不出来了。姨父站在田埂上向他问候，跟他搭讪。他看了看他的空袖筒，表情感伤地道了辛苦，就漠然地站着发呆，再也找不到话说。姨父望见他的两条泥巴腿还插在稻田里，手里还拿着稻秧，似乎在急着插秧，便与他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了。回头看他时，他的腰已经深深地向稻田弯下去。此后，姨父再没有见过他，只听说他终生务农，当过生产队长，跟所有去到延安的同学都没有联系。不知在什么时候，在那个遥远的村庄里，属于他的那一盏灯已经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我问，考儿嗲嗲呢？
姨父说，他有他的灯啊，那是一盏大烟灯。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好医生，却因为吸大烟毁掉了一生。你见过吸大烟吗？你在电视剧上看到的不算数，电视剧上好多吸大烟的道具、动作都不对头。导演和演员没见过吸大烟，怎么不来找我问问呢？我小的时候，开江县永兴场上两百多米长一条街，就有好几家大烟馆，开烟馆的就像现在开面馆的一样多。走进大烟馆，就见一块床板子，铺一张破席子，席子上有一个乌黑的枕头，或是垫着一块砖头当枕头。抽大烟的人去了，大烟馆的老板就给他一个麻将牌那样大的竹块块，竹块块上有一个凹槽，凹槽里放着很小的一块大烟土；然后给你一个灯盘子，盘子上放着一盏灯、一杆烟枪、一根烟签子。你接了灯盘子，给了钱，才能拿起烟签子，在灯上烤热，再蘸着大烟搅拌，裹起一个烟泡。把烟泡插在烟枪上，再把烟签子抽出来扶着烟枪上的烟泡，对在大烟灯上边烤边吸，不要让烟跑掉，这就叫吸大烟。给老板三个铜板，吸一个烟泡就走，就像是去饭馆吃一碗面一样简单。有的人要烧两个烟泡，就要给六个铜板。有的人来大烟馆请客，两个人对着“吸溜”。
姨父又问我，你见过大烟花吗？大烟花开起来好漂亮啊，花开遍地，有红色的、有白色的，田野里一大片一大片的，就像你们洛阳的牡丹花那么大的一朵，几十亩地一大片。到了割烟的时候，头天晚上要拿一把特制的刀——在木把上裹一个很薄、很锋利的刀片，在大烟果上割一刀，让浆流出来；第二天早上出太阳之前去收浆，浆已经变成棕色或黑色的干膏，要拿一个竹片片，从大烟果上把干膏刮下来；身上带着一个竹筒筒，把干膏收到竹筒筒里。收浆以后要晒，晒出来的叫“生土”。开大烟馆的老板、老板娘，要买来“生土”搅水过滤，过了渣子，剩下的水放在铜锅里熬，熬成了“熟土”，再分成小块，这就是大烟馆里的大烟。
姨父神情郑重地作了一个假设，如果他不去延安，后来是不是种大烟或是也有了一盏大烟灯那就说不准了。他说，去大烟馆里抽大烟的，一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抬轿子、抬滑竿儿的脚夫，有各种做小手艺的，有赌博赢了钱的街痞子，也有像考儿嗲嗲这样本可以光彩地活着、却被大烟夺去了志气的人，辛辛苦苦挣了几个钱，都拿去抽了大烟。全国解放后，他第一次回家就特意去看望考儿嗲嗲，大烟已经害得他骨瘦如柴。姨父第二次回家就看不到考儿嗲嗲了，他已经拄着长长的烟袋管跌跌撞撞地走完了自己的路。
五 东湖万花筒
1。周恩来与三斗坪（1）
1959年；周恩来总理（前排左二）视察三峡坝址三斗坪（前排左一为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右三为朱汉雄） 。
姨父说，周恩来总理到武汉次数很多，却总是来去匆匆，有时只是过境，只在机场停一下。姨父感到机场餐厅过往人多，饭菜不新鲜，就带着厨师和新鲜食物去机场，给总理做一餐饭。总理吃了饭，顾不上谈话，握握手，打个招呼，就登机走了。
有一次，毛主席住在武昌东湖南山。周总理在北京接待了朝鲜金日成首相，金日成还要来武汉与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就提前一个小时乘飞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中央警卫九局张文鉴科长事先给姨父打电话说，总理到达武汉时，不要别的人接，你去接就行了。姨父就带着车子到机场迎接总理。总理从机场到主席住地途中，一直沉思默想着什么事情，突然问他：“你们湖北的棉花怎么样啊？收购的情况、入库的情况怎么样啊？”姨父一脑子装的是总理的安全，没想到总理会问他棉花的事情，呆呆地愣了半晌，才说：“总理呀，我是警卫处长，你没有让我管棉花呀！张文鉴告诉我，你不要省里的头头来接你，可你问这棉花的情况，只有省里的头头答得上，我答不上来呀！”周总理大笑。
到了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