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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响地喝了酒，就不声不响地离去了。
我问西村，你对毛妹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呢？西村咋舌说，哇，这个中国女留学生好厉害呀！毛妹为我作注解说，西村所说的厉害，是因为她不会像日本女人那样在男人面前刻意表现出谦恭乃至于谦卑的样子，不会露出礼节性的微笑而浪费过多的表情。
但是我知道，毛妹的厉害不止于此。她为了完成在东京大东文化大学的学业而同时在两家餐馆打工，是一个勤奋而不失尊严的打工者。一个日本老头——一家著名企业的三把手与政要人物一起吃饭时，在她的臀部摸了一把，她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身给了他当胸一拳，打得日本老头仰脸倒在桌子上，打出了日本女人压根儿想都不敢想的高水平，全场皆惊。日本老头到了次日早晨才一惊一乍地清醒过来，托饭店老板送给她一束鲜花表示歉意。
打工毕竟是辛苦的。我不知道，毛妹作为一个“老八路”的女儿，当她在日本餐馆里辛苦打工的时候是否会感到屈辱。但是我知道，当毛妹必须在课堂上补充睡眠的时候，却能够保持端正的坐姿，让暗藏在衣兜里的日本录音机不停地打着转替她听课，这就等于让一个属于日本国的小玩意儿反过来在课堂上为她打工，好，我们摆平了。她就用这种方式找到了心理学上的平衡。当学业和打工的双重压力实在使她摆脱不了精神压抑的时候，她就站在东京街头用英语夹杂着日语向着日本的天空咒骂，没有具体的挨骂对象，所以路人都露出漠然的样子各走各的路。她便在不断的压抑与宣泄中成绩优异地完成了学业。她的日语可以使日本国民误以为那是她的母语。我怀疑，西村博明是毛妹“骂街”时的忠实听众。
毛妹和西村闪电般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怎样让父母同意她跟一个“日本鬼子”的婚姻。尽管姨父和六姨都懂得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区分开来，把日本侵华士兵与他们的上层决策者区分开来，认为那一场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不是日本人民的过错，而且认为，日本人民也是那一场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对于一个经历了八年抗战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的“老八路”来说，这一切理性认识都不足以构成他在情感上可以冷不丁地接受一个日本女婿，并与一个日本侵华老兵结为亲家的理由。
毛妹不敢贸然地把西村带回中国，决定先单独回国向父母充当自己的“说客”。她对父母的“游说”好像是从一根鱼竿开始的，那是日本著名对华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送给姨父的鱼竿。西园寺公一致力于中日友好，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日两国的民间大使”。在武汉、在广州，姨父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他，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接下来，话题就跳跃了一下，追溯到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我听姨父讲过“反战同盟”的故事。他们结伴从敌后返回延安的路上，受到日军追袭。我军用缴获日军的掷弹筒进行回击，战士却不会使用掷弹筒，不知道把炮弹打到哪里去了。“反战同盟”的一个日本人跑过来要帮我们的战士操作掷弹筒，但他说的是日本话，“八路”战士就跟他发生了争斗，多亏翻译跑过来解除了误会。姨父说，日本人跟日本人是大不一样的。
这句话正是毛妹最乐意听到的。她适时地把话题一转，就转到一个名字叫西村博明的日本男子身上。西村一家都是日本佛教界著名慈善团体“创价学会”的成员，这个学会的宗旨是和平、教育与人道主义，反对战争，主张对华友好。名誉会长是对恢复日中邦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池田大作先生。西村博明本人曾用了九年光阴钻研马列主义，在日本法政大学读书期间，成为学生运动中一个派别的领袖，时常举行集会，通过大喇叭发表高分贝的政治演说。因此，他的照片曾与日本当局的通缉令一起，赫然出现在报纸上。他大学毕业后，日本没有一家公司敢于录用他，他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浪打工生涯。当他认识毛妹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与共产主义的“初恋”，开始有了自己的公司。毛妹所说的这一切情况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了纯属客观报道的口气，好像这个西村博明跟她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在最后冒出来一句话，妈妈，这个西村博明的年龄比我大十四岁，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
1。“鬼子进家了！”（2）
毛妹引导着父母在不经意间走了一段曲里拐弯的路程，波澜不惊地完成了一个爆炸性信息的传递任务。六姨和姨父都听懂了。六姨一表态就抓住了要领，说，问题不在于年龄大多少，只要思想、性格合得来，不怕年龄大。姨父表情冷峻地沉默着，很久，才冷冷地冒出一句话，你自己可要想好啊！毛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是她从父母口中可能听到的最好的回答。她马上给西村打电话，要他马上到中国来。
西村来中国之前，毛妹没有把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老八路”而且被中国人称为“鬼子”的日本人暗算去一只手臂的事实告诉西村。西村来到中国以后才得知中国岳父的历史身份，一看到半截空袖筒就怵然心惊，一进家门就诚惶诚恐地向中国岳父母大人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就笔直地垂手而立，像是罚站。六姨再三请他坐下，他才惶然落座，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一动不动。西村来了两次，姨父都默然无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且精通或粗通英语的大表妹、二表妹夫妇，都站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严正立场上严格把关，用英语跟西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后都夸奖西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绝对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第三次见面时，姨父才随手拿了一张纸，写了以下几句话：“老实做人，诚恳做事。勿忘祖国，勤俭持家。父亲赠言·给松炜。”松炜是毛妹的学名。下边又写：“愿你们平平安安地站稳自己该站的位置，愿你们很好地生活。”毛妹让西村从保险柜里取出这份赠言，让我看了，西村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叠起来，重新锁到了保险柜里。
婚事得到中国娘家的认可以后，毛妹才跟着西村回到了日本婆家。毛妹说，西村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她，就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把她叫到一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叫着她的小名说，咪，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没有伤害过一个中国人，真的，我没有伤害过。我是关东军的一名报务员，我的任务只是破译苏联红军的电报。
我两次到广州，都是住在毛妹家中为我提供的客房里。一天晚上，西村邀我喝酒，我们就在客厅里坐下来，干喝了一瓶北京二锅头。当酒精发挥作用的时候，我开始表现对日本民歌的热爱，请西村教我唱真正的日本民歌。西村表现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凝神沉思了好大一会儿，突然间放声高唱，竟是日文的 《国际歌》。他唱得十分投入。我也用中文与他齐唱，声震屋瓦，客厅为之轰鸣。歌毕，我说，我看到了过去的西村。
现在，西村和毛妹在广州共同经营着名宏生物技术公司，在做保护生态环境的高科技业务。公司送给我的礼物却是表现中国佛教大乘教派六祖惠能的VCD和惠能向弟子说法的佛教经典《坛经》。
据悉，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的警卫团团长夏云超向当年的警卫团政委朱汉雄同志发出了警告：“老朱啊，怎么搞的嘛，我们抗战八年哪，‘日本鬼子’怎么进了家啦？”朱汉雄政委说：“哎嗨，我冇得办法了，现在又添了一个‘日本崽子’！”
他说的这个“崽子”小名狗狗，在广州一所小学读书，每年暑假都要回到日本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五岁那年，他从日本回来时说，姥姥、姥爷，我告诉你们呀，爷爷给我说，他从来没有打过中国人。第二天一早醒来，狗狗又说，真的，爷爷没有打过中国人。到了晚上，狗狗又说，真的，爷爷一发现是打中国人，他就不干了，就回到日本了。姨父面带悲悯地听着外孙一次次地诉说。他明白，五岁的狗狗也在试图治疗历史留给一个民族的巨大创伤。
2。亟待解决的对抗性矛盾（1）
矛盾是从寻找一份文件开始的。那天，姨父谈到了“窃听案”，要六姨找一找为他平反的文件让我看。六姨说，我去哪里找呀？你没有把它当成事，你也没有把它交给我。姨父露出一脸无奈的样子，哎呀，你这个六姨呀，好多东西她一管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