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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提起这件往事的时候，与其说是在表现他对鬼子的愤怒，倒不如说是表现自己使鬼子预谋得逞的气恼和屈辱。姨父鄙视卑劣的小伎俩，他说鬼子显然是有意造成这次爆炸的，他们把山炮和炮弹都撤走了，把这个只有炮兵才认得出来的东西丢在老百姓家里，是要加害于中国老百姓的。姨父和供应处的人没有见过山炮和炮弹，不知道那是一个能够爆炸的东西，上了鬼子的当。姨父好像看到了小鬼子藏在仁丹胡子下边的坏笑，心有不甘地说，鬼子大“扫荡”屡次扑空，才这样使坏，狡猾地留下了这个东西。
抗大的医务人员摘下门板做担架，民夫抬着姨父往后方医院送，整整走了一夜。他一会儿醒过来，一会儿昏过去。到了后方医院时，却不能马上抢救。因为这里也在反“扫荡”，医护人员隐蔽了，东一个、西一个；医疗器械也埋到地下了，要这里挖、那里找。医生在山这边的村子里，护士在山那边的村子里。把他们找回来以后，再把手术器械从地下挖出来，放在农民做饭的锅里煮，消毒。再把骡子背上运东西的两个木驮子放在地上，架起一个门板，门板上铺了一块黄色的油布，那是平时搭在骡子背上防雨的雨布。姨父就躺在这样的“手术台”上，接受了截去左手的手术。
那时没有麻醉药，既没有整体麻醉；也没有局部麻醉。所以，姨父十分清醒地记住了一个黑色的瓦盆，那是老百姓家里最常见的没上釉子的瓦盆，应属于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前发明的烧陶工艺。他甚至清醒地看到了瓦盆上的尿渍，说明它是一个尿盆。只剩下两根指头的残手、从断肢茬口里汩汩流出的鲜血和沾满血污的纱布，纷纷掉落在黑色的尿盆里。当剪子咔嚓咔嚓地咬着烂肉、啃着神经，锯子嘎吱嘎吱地锯着骨头的时候，他始终紧咬着牙齿，强忍巨大的疼痛而没有叫出声音。他设想自己回到了家乡——四川省开江县永兴场的关帝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时候是下着象棋的。他试图像关云长那样露出微笑，却想起关云长毕竟没有失去他的左手或右手，便没有笑出来。
手术完了以后，与他朝夕相伴二十二年之久的左手已经彻底地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没有消炎、止血、止疼的药品，手腕断茬上的伤口迟迟长不好。由于止血绑带扎得太紧、扎的时间过长，小臂肌肉正在坏死。医生建议，立即把小臂锯掉。姨父却不能容许自己再失去半截胳膊。只有在失去左手之后，他才深刻地感觉着身上的每一个细小部分的存在，它们都属于自己的生命。但是，医生能够提供给他的全部药品只有“二百二”和偶然出现一次的碘酒。蛆，好大好肥的蛆，像蚕蛹一样的蛆，一条、两条、三条，正络绎不绝地从绷带的缝隙里爬出来。两个半月过去了，残臂还在向肘部腐烂。医生断然说，小同志呀，不能再等了，鬼子的“冬季扫荡”又要开始了，再耽搁下去，肘部以下的整个小臂都会烂掉的。姨父咬了咬牙，向医生伸出了残缺的左臂。
在肘下约十厘米处再次进行了截肢手术。仍旧没有任何麻醉、止血、消炎的药品，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姨父咬着牙在地铺上打滚，单子滚到了一边，地铺上没有床板，他就钻到了谷草里，残缺的左臂却从谷草堆里举出来，残茬上裹着的绷带像一个硕大的圆球。他咬牙挺着、受着，牙关一松，就会“啊啊”地号叫，没有词语、没有眼泪。
1。“陀螺”爆炸了（2）
门口出现了房东大娘。姨父说，他怀念这位房东大娘。后方医院的一部分病房就是设在大娘家里的。她时常端来一筐花生、柿子或是煮好的红薯，悄悄守着他、默默望着他，暗暗擦着眼泪，像是望着自己的儿子。
半个月后，姨父耷拉着半截空空荡荡的袖筒，走出了农家小院。他记得，在他的身后，一个伤员正在哭喊着白求恩大夫。他的肠子被打断了，白求恩给他做了第一次手术，在腹部留下一个排大便的漏管，要等肠子的伤势好转后，再做第二次手术，把肠子和肛门接起来。第二次手术还没做，白求恩就不幸牺牲了。伤员躺在地铺上哭叫，白大夫，白大夫，我还在等你呀，你咋就走了！
姨父落泪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这个伤员。他庆幸自己左臂肘部以下还留着十厘米左右的小臂，这一截残缺的“肉骨朵”还可以伸展、弯曲，那是他今后托起枪支、瞄准射击的地方。
2。用一只翅膀飞翔（1）
姨父回到了抗大，而他的左手和半截胳膊不会跟他一起回来了。
在姨父失去左手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的意识和感觉都不能接受失去一只手的事实。失去的左手也不愿离开他，仍旧顽强而悲伤地存在于他的感觉当中，甚至天天来梦中找他。姨父说，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心里还是两只手，做梦还是用两只手做事情。梦醒以后，却要重新面对一个冷酷的事实，哦，我永远失去那只手了，我是一个残缺的人。
从他失去左手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想，我该怎么活着？
我能回家当老百姓吗？姨父跟自己商量，不能，一回家，国民党就会抓你杀你。我能在河北、在山西、在陕西——我们的根据地里找个地方住下来，种庄稼、娶媳妇，或是让媳妇“娶”了你，当人家的“倒插门儿”女婿，当咱根据地的好百姓吗？不能，这里没有你的亲人侍候你，这里的头几斤重，你一只手举不起。你去犁地时，只有扶犁杖的手，没有拿鞭子的手，没法赶牲口，牛也不听你的。姨父又提醒自己，你投奔延安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你在抗大上课、出操、训练、演习，学单兵怎样动作、班排怎样动作、大部队怎样运动，都是作战和指挥作战的知识，都是为了打鬼子、为了打完鬼子还没有打到底的革命战争。一只手走了，还剩下一只手哩！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导师都没有讲过，一只手的人不可以打仗、不可以革命。姨父又命令自己，你必须用一只手支撑起一个生命，而且，必须是一个战士的生命，必须像两只手的战士一样面对战争。
朱汉雄同志，你别无选择。
姨父开始摆治他的裤腰带，是的，他刚刚失去左手的第一个早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系上自己的裤腰带。姨父开始调侃，他说，革命战士的最低要求，是不能叫自己的裤子掉下来，你说是吧？这个要求高吗？我看不高。他说的不是军裤上的裤腰带，军裤上的裤腰带是皮带，把皮带头塞进皮带扣里，拉紧，扎到皮带孔里就是了，这是一只手可以办到的。使他作了大难的是内裤上的裤腰带，那只是一根细细的线绳，一只手没有办法打结，而每天都要上几次厕所，总不能叫战友天天跟着你，替你系裤腰带。他就试着侧下身子、弯下腰，用半截残疾胳膊压住裤腰带的一头，一只手抓住另一头，五个手指头瞎扒拉、乱动弹，折腾了大半晌，总算把裤腰带系上了。但是，他在想，这不行，如果发生了敌情，必须立即投入战斗，而他在裤腰带上耗费了宝贵的时间，那就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他为了解决每天都要数次遇到的一个难题费尽心思，终于发明了一个“单手快捷束腰法”，首先改进了裤腰带的结构，在裤腰带的一头挽了一个皮带扣一样的圆圈，保留这个圆圈，每次提裤子时，只用一只手把裤腰带的另一头从圆圈中间穿过去，拉紧，绕两下，掖起来就行了。八十岁以后的姨父还在享受单手系裤腰带的喜悦，他骄傲地说，我的裤子始终没有掉下来。
还有一只手怎样系鞋带、怎样打绑腿、怎样打背包等等一系列琐碎烦人而突然变得无比巨大的难题，都像打掉敌人一个个碉堡那样一个个地解决了。比如打背包，他必须先用一只手把背包叠起来，把背包带子放好，再叫他的膝盖和牙齿参加进来，用膝盖和半截胳膊压住背包，一只手捆上绳子，最后打的一个结要用牙齿紧紧咬住，再用一只手牢牢系上。
我问，还有风纪扣呢，它实在太小了，怎样系呢？
不就是环套环嘛。六姨替姨父回答说，我们刚结婚，到了武汉，你姥姥带来一双银筷子，筷子后端有链子相连接，环子开了，链子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