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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先生讲
这是二十年来一个现实的故事。当我还在台湾的时期（1979），忽然看到一本《古今法律谈》的书，内容明白晓畅，很有意义。当时认为这是对唐律颇有研究的人所写，著者应是一位中年的学者。因此问同学们，有谁认识此人，我想见他。过了几天，曹励铁就陪着一位青年来看我，特别介绍说：“这就是《古今法律谈》的作者劳政武。”我很惊讶地说：“你原是个青年人！有见识，有文才，如果沉潜学问，前途成就不可限量。”于是相谈尽欢，才知道他在这个大时代的浪潮中，自有一番曲折离奇的经历，现在正从政大法律研究所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从事写作。
谈到法律，我素来也有很多感慨，认为一般学法学的人，过去几十年来，大多不认真研读法理学（法律哲学）。而且自二十世纪以来，我们的法律，主要是采取欧洲大陆法系的精神，几乎完全轻视传统，置汉律、唐律和宋、明、清的律法于不顾。甚至在另一方面，更是于法无据，于学无根，妄自建立庸人自扰的法纪而扰乱苍生。因此，希望他能继续努力，研读《礼记》中的“坊记”、“学记”、“儒行”乃至“礼运”等篇的精神，配合研究佛教律学，必然大有可观之处。
时隔十余年，我从台湾到美国，转道香港。在1993年初，政武再来看我，才知道他多年以来，独自办政论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刊物，殊感可惜，便对他说：“你却忘了昔人所说：‘聋者不闻五音之声，盲者不见五色之美’。在这五浊乱流中，何必扬汤止沸，徒耗心力，不如立刻停止为是。”政武当时便说：“老师！你说不办，我就停办，这又何足道哉！”因此，反而使我对他有歉然之感，便叫他来香港。同时，他又回到故乡——广东开平，去办了一个农场，为地方做些有利的事。然后又进能仁书院研读博士学位，告诉我要履行二十年来我对他说的一句话，写一篇佛教戒律论文。1998年8月初，他送来全部论文成稿，并附有信说：“近廿年之挂怀，五年之勤读，一年之专心，此书今已正式印成，谨呈上。设非十九年前师指示研究律藏，根本不可能有撰此书之念头……不论此书成果如何，均应首先感谢吾师之指引与帮助也。”我看了信，又亲手接过他数十万言的论文，当下稍一翻阅内容，实在为之欢喜赞许，立即给予嘉奖，预祝其必能通过博士学位，并认为此书乃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律学现代化的创格首作，鼓励其出版，我将赘附琐言以饰戒学之旨。
一、佛法非释迦牟尼一期之创见
我们如果深入研究大小乘及显密各宗的佛学，便知释迦所说之一代时教，本为上继无始以来的初世，下及永无尽止的将来，亘古不变的真理。凡是彻见真理义谛者，统称曰佛，亦号如来。过去有佛，未来亦有佛，佛法永住，法轮常转。释迦牟尼佛者，乃是在这个宇宙，这个贤圣劫中，无师自通，继承此一永恒不变真理本际的人天导师。从学弟子，敬称之为“世尊”。后世佛弟子们把他变成一个世俗宗教的教主，那是人为的事，与佛了不相干。
二、相传七佛有法无戒之说
戒律之学，本为通天人之际的心理道德和行为伦理之学，亦是学佛者初学入德之门必须修持的基本。过去庄严劫中末期的三位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以及本贤劫中的四位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只提醒人们自知“纵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的三世因果定律，遵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要旨，即已至矣尽矣。可是从释迦牟尼佛在此劫中成佛以来，由首先引度的鹿野苑中阿若憍陈如等五比丘开始，接着便有如各经典上所载佛在世时的常随众一千二百五十人，形成僧团。而其他在僧团以外的大众，当然不止此数。但这一千二百五十人，起初并非都是释迦佛亲自引度的弟子，他们是比佛还早已在传法修道大师们的徒众，那班大师自皈依于佛之后，便把这些徒众们一并带入佛门。
如年长于佛的舍利弗带来徒众一百人；后来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带来徒众一百人；优楼频螺迦叶师徒五百人；那提迦叶师徒二百五十人；伽叶迦叶师徒二百五十人；耶舍长者子朋党五十人，这样共成为佛的常随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个个来历不同，人生经历不同，修为方法也都是带艺投师，并非一致。尤其是身处五浊恶世的这个时势中，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随时会发生很多问题。虽然佛曾告诫规训僧团大众，集体修行生活，必须要做到“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和敬守则，但在未能证到阿罗汉道果之前，人毕竟是人，岂能随时随地不犯过错。因此，僧团戒律的发生，也就同后世社会的民主法纪一样，都是根据人们行为上的过错，才依据事实的案例，建立起防范的条文。
例如众所周知的饮酒戒，起初并没有制止。后来有人因饮酒乱性，同时犯了杀、盗、淫、妄语的过错，故世尊便制定饮酒的禁戒。所以清初的名士郑板桥便说：“酒能乱性，佛家戒之。酒能养性，仙家饮之。我则有酒学仙，无酒学佛。”他既不是比丘，又不是优婆塞，便可不依戒律而自行解嘲了。由这一案例，我们再来研究比丘戒和比丘尼戒的内容，便可知有不少戒律，都是因时、因地、因群体僧团中的共同需要而制定。照佛教戒学的名辞，它是属于“遮戒”的范围，罪行不算太重，但却犯了不检点，或者失误的过错，是可通过发露（坦白）忏悔的。所谓“遮戒”，是遮止一切行为上的失误，避免招致普通人群社会的讥刺和误解，有失僧伽洁身自律的德行威仪。故说佛教的基本戒律，大部分都属于“遮戒”的规定，它是因时间和地域空间的不同，乃至配合社会人群对于道德伦理的习俗观点，而产生防非止过的规定。
至于在戒学的根本基础上，它和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共通点相同，那就是人们所重视而厌恶的杀、盗、淫、妄语的行为，以及进而根治心理动机上的贪、嗔、痴、慢所发生的犯意，这便属于“性戒”的问题了。在这里所诠释的“性戒”这一名辞，或者和过去一般佛教律师的解说稍有不同。所谓“性戒”，便是人类和一切众生，在心理的知觉和感觉上，都有同样的恐惧、厌恶，绝对肯定是一种罪恶的行为。也可说是所有人性和众生共通的本性上，自然而然都认为是罪恶的作用。这是“性戒”的内涵。因此，例如在人文世界中的各个大宗教，和世间所有的道德伦理的哲学观念，也都基本一致认为这是违反天人之际，非纯真、非至善的行为，是属于非理性的过错和罪恶。
三、大小乘戒学的嬗变
释迦世尊所制定的戒律，自世尊善逝以后，因弟子们修为的成就不同，各自见地别有同异之辩，便形成许多分门别户的部派。这在当时的印度，由世尊的再传弟子们所形成的各个部派之间，对于戒律部分，也便成各凭所闻、所见、所知，形成为“上座部”、“大众部”等大同小异的信守，都自默守师传，固执成规的不同解释，所以便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十诵律、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祗律等的各别传承。
佛教东来，传入中国的初期，在魏嘉平二年（250），印度名僧昙摩迦罗（法时），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祗戒心》、《四分羯磨》戒本，这是中国戒律的开始。到了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净检比丘尼出家，请求西域来的少数几位高僧，最初建立出家尼众受戒、守戒的仪式和规范。再经历史时代和佛学经典陆续传译的漫长岁月，直到公元650年间的唐代，因中国佛学的鼎盛兴起，也正当玄奘法师取经回国的时期，才有高僧道宣法师在终南山创立律宗，为中国佛教十宗挺放异彩。
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承，便宗奉南山律学，采取四分律作为根本，配合大乘律法，采取介于《华严》与密乘之间的《梵网经》，定作大小乘三坛戒学一贯的传承，直到如今。但很遗憾，自唐以后到现在的律学大德们，很少有把戒律之学，依据佛说的经论详加阐发，甚至依文而不解义，或者根本不通梵文、中文字义，不将戒学的持犯名辞翻译解释清楚，只是默守旧规，照样画葫芦，把戒律内涵，几乎变成阴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