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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一章：顺流而下，底定东南
（一）
当武汉方面反蒋运动尚在继续酝酿之中，我国民革命军东下沪杭的战事便已开始。我方肃清东南的战略是分两期执行的。第一期以东路军单独向浙江发动攻势，以便将敌军主力吸引到沪、杭、宁三角地带。待战事进展到相当程度时，我军便发动第二期攻势，使江左、江右两军同时齐头并进，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而截断沪宁、津浦两线的交通，占领南京，如是，江南之敌便成瓮中之鳖了。
惟敌军此时也在通盘调整，重新部署。孙传芳自江西败退，便已感觉到独力难支，不得已乃决定向奉方输诚乞援，并亲往天津谒见张作霖，且行跪拜之礼，更和张学良结八拜之交，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也捐弃孙氏昔日反奉的前嫌，予孙军以补充接济，使孙氏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张、孙两氏复决定联合组织“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以孙传芳和直鲁军总司令张宗昌分任副总司令。且拟疏通败往河南的吴佩孚，作北洋军阀的大联合，以与革命军相对抗。孙氏南旋后，遂将苏、皖北部让予直鲁军驻防。自率其精锐在沪、杭一带，和我东路军的主力相鏖战。奉军和直鲁军则仆仆于津浦线上，准备渡过长江，南下增援。
不过，浙江战事刚开始，孙军便已处于不利地位。先是，当江西战事正在紧张阶段，敌方浙江省长夏超突于十月十六日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亲率浙省保安队八营，向上海进攻。虽终以众寡不敌，为孙军所败，夏氏藏匿乡间民房，被捕殉职。然东南人士的反孙情绪，初未稍减。孙传芳为收拾东南人心，乃调原驻徐州的浙军陈仪第一师和周凤岐第三师回浙。惟斯时浙军已暗中和革命军通声气，到了孙传芳自江西全部溃退，周凤岐遂于十二月中旬在衡州防次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之职。陈仪则因事泄，在杭州被拘，其原驻绍兴、宁波一带的部队，也正式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沿钱塘江南岸布防，和在杭孙军夹江对峙。据守富阳一带的二十六军一部，也和十九军联成一线对抗钱塘江北岸的孙军。所以在我东路战事尚未发动之前，孙传芳已丧失浙江将半了。
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由占领江西各军抽调组成，集中完毕，遂在白崇禧指挥之下，自遂安、兰谿、汤溪向浙江出击。是时，我第十九、第二十六两军曾小有挫折，旋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主力汇合，向敌反攻，遂次第肃清浙南，二月十八日我军乃进占杭州。斯时，我东路何应钦部也自福建赶来增援。何部自民国十五年秋入闽以后，未遇激烈抵抗，实力毫无损失，至是全师入浙和白崇禧会合。白氏亲率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东攻淞沪，何氏则率第四、五、六纵队北上长兴，进攻镇江。
东路战事发展至此，我军已获决定性胜利。北军为确保沪、宁计，乃兼程南下，向孙传芳增援。张宗昌本人也于二月二十三日至南京，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偕孙传芳至上海布防，拟与我东路军决战。张学良也率奉军到徐州，以为策应。
战局发展至此，我第一期作战计划已顺利完成，我江左、江右两军乃按原计划，于二月下旬同时东进。程潜的江右军自江西循彭泽、马当之线东进，我则指挥江左军自鄂东的黄梅、广济、罗田，向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带进迫安庆。敌安徽省长陈调元固早己秘密向我输诚，渠所部二万人分驻安庆、芜湖一带，我军一旦东下，陈部便立刻反正，三月四日在芜湖正式宣布附义，并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之职。皖军王普部也受编为第二十七军，王受委为军长。安徽革命元勋柏文蔚收集北军残部于鄂、皖边境的英山、霍山一带，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柏任军长。皖军马祥斌部则受编为独立第五师，占领合肥。安徽至此，可说真正是“传檄而定”。
时敌人后方津浦路既受威胁，沪、宁一带的直鲁军都不敢恋战，纷纷后撤。我东路军白祟禧部第一纵队遂于三月二十一日进驻上海。三月二十二日东路军何应钦部第四、六两纵队占领镇江。三月二十三日，程潜的江右军占领南京。残敌渡江北窜，江南遂悉为我有。北政府海军的长江舰队也在杨树庄等率领之下，背叛北政府，加入革命阵营。整个长江流域，至是均入于革命政府管辖之下了。
（二）
当我江左军于三月初旬进驻安庆时，我遂率总指挥部自武汉乘轮东下，于三月十八日抵安庆。此时革命军捷报频传，革命势力如日中天，而党、政、军内部的斗争，也随之表面化了。
先是，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谭延辏е飨鱿形踩恕４巳腥崾迪狄徊徽鄄豢鄣姆唇嵋椋惶卦捶唇姆肿尤缧烨染屑ち业姆唇菟担菔股偈懦铺唤奈潞团扇缣费雨＇等，此时都一反常态，在会议席上低毁蒋氏不遗余力。三中全会随即通过一系列的议案，如“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统一财政及外交案”等，要旨均在抑制蒋总司令，削减其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力，使其变成一单纯的受党领导的军事领袖。
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未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独裁的趋势已极明显。北伐胜利进行中，总司令部兼理克复地区民、财两政，权力也实在太大，亟须抑制。不幸共产党即乘机挑拨，以增长其在国民党内的势力。三中全会时，共产党人利用中央各委员的反蒋情绪，大肆活动，竟使已越轨过火的群众运动，变本加厉。国民党中央也竟议决与中共开联席会议，推行今后的革命运动，并通过议案，助长幼稚的群众运动。中共更图利用国民党的分裂以自肥，进而取代之。此种阴谋自招致国民党全党的反感，全国人士由于反共而牵涉到容共的武汉中央政府，认其为共产党所利用。于是蒋氏由一反军事独裁运动下的逋逃者，一变而为领导反共的英雄人物了。其契机的微妙，实难尽述。
三中全会同时议决，党政中央俱行改组。三月十一日全会选出国府委员二十八人，军事委员会委员十六人，我均当选为其中的一员。三月十九日，即我到达安庆的翌日，武汉国民政府突派郭沫若、朱克靖二人前来看我，并携来委任状与大印一颗，特派我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郭氏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朱氏则系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一知名的共产党。朱氏稍谈即去，郭氏因系老友，晤谈甚久。
郭氏把委任状和黄布包着的一颗大印，放在我桌上，要我接受中央委任为安徽省主席。我说，我是个统兵的人，政治非我所长，实在不能兼顾安徽省政，希代转请中央另简贤能充任。
郭氏可能误会我不满意武汉的作风而故意推辞，所以喋喋纠缠不休。找一再解释说，我在军书旁午、戎马倥惚之时，哪有工夫来处理省政呢？郭说：“你可择一人暂时代拆代行！”我说：“这样挂名不作事，岂不是儿戏政事？再者，本党中央人材济济，又岂非我莫属呢？”
郭氏还是喋喋不已，无论如何要我把委任状和大印收下。他是下午二时来看我的，一直谈到傍晚，我便留他晚餐，并以白兰地酒饷客。郭氏既健谈，又善饮，两人且谈且饮。郭君还和我猜拳，他的技术比我高明，酒量也比我大。平均起来，他饮一杯，我要喝下四、五杯之多，使我喝得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