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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此时自知不能见谅于党内同志，乃于张、黄叛变时，竭力鼓吹，促使蒋中正复职。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握党权。到了广州暴动之后，汪氏受各方攻击益烈，乃一意拥蒋以自救。惟全党上下攻击汪氏，并不因此稍懈。汪氏自知无地容身，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宣言引退出国，旋即离沪赴法。汪氏一去，党争顿失一巨擘，大局乃急转直下，呈现一新局面。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九章：重建中枢、绥靖两湖
（一）
汪兆铭的再度下野，虽为促成蒋中正复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蒋氏这次访日归来，传闻携有日本政府秘密借款，资本雄厚。复职实系必然趋势，毋待汪的下野而后定的。
据说，蒋先生在日住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利用头山氏在日本军、政两界中的潜势力，以游说日本朝野。嗣后复因头山满介绍，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都有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后日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惟蒋氏的手腕也很灵活，渠出让”满洲“权益，系以”统一中国“为先决条件。嗣后直至”九一八“事变时止，中国迄未”统一“，故蒋氏有所藉口，不履行其个人诺言。而日本官方也因此密约系由少数个人所签订，未便予以公布。蒋氏既自食其言，日本政府也”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壮军人积愤已深，蒋氏如再推宕，少数不更事的军人可能公布此蒋、日秘件。日内阁为检讨对华全盘政策，曾召集所谓”东方会议“以胁蒋。蒋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来南京秘商，惟事先声言，渠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遗失，嘱日方将所签原件携来。
民国十八年十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专使，来华与蒋秘商有关满、蒙事项。佐分利贞男一行于十月四日抵达上海。蒋乃令上海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大规模酒会。日专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搭坐挂车晋京。车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烂醉如泥，南京特务，乃乘机将此秘件窃去。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来，到日使馆整理行装，拟拜晤蒋氏时，才发现此密件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然又不敢声张。与蒋晤谈数日，自然毫无结果。佐分利贞男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返日，自觉无面目见人，未几，遂于箱根温泉旅邸吞枪自裁。日本政界曾为此起一小风波，因佐分利贞男无故自杀，群疑莫释，知其内幕的，口虽不能明言，然内心的愤懑实不能自抑，而见之于言辞。这一内幕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这故事虽系传闻，而日本军人却言之凿凿，似确有其事。再者，蒋氏于民国十六年在日时，确曾与田中及南次郎等会谈。会谈内容如何，蒋先生讳莫如深，也是事实。再证之以北伐完成后，蒋氏不断制造内战，以及养痈贻患，任令赣南共产党坐大的情形。似均在制造”中国尚未统一“的藉口，以抵制日人的要挟。凡此种种迹象，对上述传闻俱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气沸腾，各地学校罢课，要求中央出师抗日，是时两广民气尤为激昂，户西省府并密令民众团体，组织纠察队彻查日货，雷厉风行。日政府希图缓和两广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藉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动。值此时期，我在广州私宅接见这批日籍访客，先后不下百余人之多。接谈之下，我力辟日木侵华政策的错误，希其改正。
那些日本访客听了我的分析，都很动容，唯土肥原贤二少将和合湾司令官松井石根中将的态度，极为倔强。他二人强辩说，沈阳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固处置失当，但是你们的委员长对我们日本人也太无信无义了。我们当即追问，我们的委员长究竟有什么地方对日本无信无义，以致激起他们对中国动武呢？我愿闻其详！然土肥原与松井二人坚不吐实，似颇有难言之隐。
嗣后，我便根据此一线索，嘱我方谍报人员及与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壮军人集团中设法探听，才获得如上的情报。事虽迹近荒诞，然证之以蒋先生在”九一八“前，对内对外扑朔迷离的作风，实难断言此事的必无。
（二）
蒋先生自日返国后，遂一意与汪言归于好。蒋既有意负荆，汪更无心拒客，双方都已半推半就，共产党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后，汪曾腆然公开宣言，吁请蒋同志复职，领导中枢，渠本人则从旁消极协助云云。汪氏的话一出，蒋的复职几成定局，而攀龙附凤之徒，乃乘机堆毂，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遂正式通过请蒋氏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氏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一月九日乃在南京正式宣言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在蒋总司令复职的酝酿中，外界传闻，白祟禧和我曾有反对的表示。此种谣言，可说是毫无根据的揣度之辞。在两广统一，出师北伐之初，我们以一股革命热忱，服从中枢，拥护胡、汪、蒋的领导，完成革命大业，可说是出于赤诚。到了共事日久，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脑后的作为，始则忧虑，继则惋惜，终则傍徨。试想历年以来，数万将士断头流血，肝脑徐地，所换得的，徒为若辈植党营私、揽权窃位的资本，宁不令人痛心。故对汪、蒋的作风，心至不悦则有之。至于蒋总司令复职与否，权在中央执监委员会，我等统兵将领惟当服从中枢决策。且蒋先生的复职也断不会因我等反对而中止，我们心纵不悦，也雅不愿作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的。
不过蒋先生于十二月一日在沪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特于报章发表声明，其内容大略是说，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谈话的原来措辞可能较报纸所载为委婉。）蒋、宋结婚时，我已由武汉乘轮东下，正在赴沪途中。当时阅报及此，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思我们革命军全体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我们此后再追随蒋总司令，冒锋镝矢石，去”真“革命，也岂视一女子为转移？内心悒悒不乐之下，我遂决定不送婚礼。殊不知党、政、军各政要均奉赠厚礼，即与蒋先生最为格格不入的程潜，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终未送礼物。当时年轻，阅世未深，颇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觉毋乃过分些吧。
蒋、宋婚礼的次日，我偕内子到达上海。蒋先生知道我们抵沪，当晚即送来请吃饭的帖子，三日下午七时，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觉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难为情。蒋先生夫妇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谈甚欢。
蒋氏复职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直蒋与汪合作，先后离京出国。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之局，至是复定于一。党内政潮重归平静。中央政治会议也恢复办公于南京，并筹备召开四中全会。经过数星期的筹备，四中全会乃于十七年二月一日集会于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顾孟余、陈树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惟汪兆铭则避居海外。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恢复军事委员会，唯人选则大体如旧，国府仍采常务委员制。大会并通过整饬党务，完成北伐，十七年八月一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