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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押后，蒋先生以利禄分化李的部属，以陈铭枢为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为绥靖主任。我军出湘时，陈铭枢部下的蒋光鼐、蔡廷错等，竟自告奋勇，为虎作伥，开赴衡阳作战。其后，陈部被调往津浦线，参加对冯、阎的战争。陈铭枢在粤顿失羽翼，陈济棠乃排挤陈铭枢离粤。铭枢诉诸中央，蒋先生故意纵容陈济棠的所为，意在使两陈相斗，从中渔利。陈铭枢含恨在心，从此乃暗中积极反蒋。到了胡汉民被囚事件发生，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铭枢、济棠也尽释旧怨，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
这时广州方面的实力派为陈济棠，因而粤籍要人如孙科、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刘纪文等，群起赴穗依附陈氏，策划反蒋，甚至连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被邀参加。
粤籍要人并师民国七年中山先生护法故事，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开府西南，以与南京对抗。粤方反蒋计划既定，乃决定自广西撤兵，并派林翼中为代表，到南宁和我们商议合作，请我方派兵维持粤军撤退地区的治安。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七章：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
（一）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是在五月下旬在广州召集的。凡属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而不愿与南京合作的，都纷纷到广州参加。同时由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国民政府。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为委员，汪兆铭为国府主席。通电要求蒋先生下野。
五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我也于是日自广西应约前来参加。粤、桂两军二月前尚在西江对垒，今又释嫌修好，共议北伐大计了。我到广州时，中枢要人齐集天字码头欢迎，握手相见甚欢，前次血战，似已遗忘干净。
新的国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务便是整军，拟北上讨蒋、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两集团军。我受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我军。
民国二十年夏季，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唐生智在湘收编的部队，已和宁方军队发生接触。忽然日军侵占沈阳的警报自天而降，将内战风云立时吹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蒙不抵抗便将东北拱手让敌的罪名，全国人心大愤。（据说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作战，为蒋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纷电宁、粤两方息争对外。蔡元培、张继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汉民、李济深在宁先后恢复自由，和平空气顿形浓厚。广东非常会议乃推出汪兆铭、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李文范等赴沪，会商宁、粤息争间题。广东中央提出，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当自动撤销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
十二月十五日蒋氏终于被迫通电下野。广东方面遂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暂时党政最高机构。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
蒋氏下野前，特手令将在沪被捕的邓演达枪毙以泄愤。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八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民国三十八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三事的发生，前后如出一辙，实为怪事。
值此期间的另一怪事，为南京、上海、广州几于同时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为蒋派所主持，广东方面为孙科等粤籍委员所主持，上海则为汪兆铭系的改组派。三方各选出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实在不成体统。
蒋氏下野后，三方人士乃齐集南京，共赴国难，我辈均应约前往。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二十一年一月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一月二十五日孙科辞行政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作的局面。一月二十八日晚，淞沪战事爆发，战火扩大，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自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国民党党内的内战总算暂时停止，各地维持现状。我也暂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民国二十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故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材，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多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这一阶段内的广西，可说人才济济，大可振作一番。
在群贤协力之下，我们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由我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叶琪为总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为第十五军军长。
广西省政府则由黄旭初担任省主席，所有任职人员俱是一时之选。二十三年本省召集”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中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具体地确定了广西省内建设的方针。这一纲领当时便成为广西的”根本大法“。大致说来，这一纲领系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而拟定的。
例如：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础。“这一”三自政策“便是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条”施行社会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消弭阶级斗争。“第十二条”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业。“第十三条”适应民生需要，公营重要工商企业。“等等，都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所拟订的。
第二十一条”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则分明是发扬”民族主义“。
所以我们当时的口号便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希望将广西建立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为全国作一榜样，以逐渐达到复兴中国的最后目标。
在上下一致根据广西建设纲领励精图治之下，为时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来在黄绍竑治下的广西，行政效率已为全国各省之冠。然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则实自”九·一八“以后开始。
我认为廉洁的政府，在广西已经确立，然当时唯一当务之急，则为维持治安，清除匪患。广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洱洞无匪。“广西之所以多匪，有数种重要因素。第一，广西人民的构成分子极为复杂，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大致说来，西江流城居民的言语多属广东语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则说普通官话。此外还有客家，以及少数民族如壮、苗、瑶、夷、傣等。彼此习俗不同，极易发生争斗。相沿既久，遂养成广西人好勇斗狠的习性。这种习性固可练成好兵，也易养出惯匪。第二，广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养成盗窃的主因。第三便是贫穷，语云”饥寒起盗心“。冻馁不堪忍受的人，则往往挺而走险。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败，实由于未能掌握广西产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终无根治办法。至于传统的地方民团制度，更是无用。所谓团练多数为地方土豪劣绅所包办，鱼肉乡民则有余，维持治安则不足。
我们既掌握了广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标治本，双管齐下。治标的方法，则严申军令，明辨善恶，实行剿灭政策。治本的办法则实行保甲制度，严密基层组织，并以受过严格训练的乡村青年干部代替原有的腐败的团局。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创设”广西全省民团干部学枝“，招考知识青年受训。最初为期半年，后来增至八个月。训练的主要科目为灌输现代的知识，培养专门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户口调查，农田水利，筑路造林，国民教育，畜牧兽医的常识等，此外更着重组织乡村壮丁，加以军事训练。一言以蔽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