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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为此作过努力，但所获几近空白，只在陈元靓的笔下找到一条线索，其文云：
玄参三两，用蜜一两，水二升，慢火煮干，入瓮合理，露地五日，取出。入焰硝一钱，重同研，干，以栀黄纸包，捻作线焚之，绝肖梅花。这是宋代“药线”的余韵，类似今天的“滴滴星”，应算是“烟火”的一种。
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讲，元代“烟火”似应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可是为什么有关“烟火”的记载却少于宋代？较为可行的解释是元代战争连绵，尤其是元代的西征，攻坚克锐，这样就使元统治者将火药主要投入征战上，而不可能像崇尚文化的北宋偏安一隅的南宋那样，将火药的大部分投放到娱乐性的“烟火”之中。因为，制作“烟火”必像制火药一样，获得了“烟火”的秘密也就等于获得了制火药的秘密，所以，元统治者对制“烟火”控制很严，使之较少被频繁公开地燃放。但不能因此说元代就没有“烟火”了，更不能因此说元代“烟火”水平要低于宋代。反之，根据已有的“烟火”相同于火药制造的原理去推断，元代“烟火”丝毫不弱于宋代的“烟火”。元代中国周边国家，不都是从中国获取火药的吗？如高丽王朝的军事科学家崔茂宣，就是向粗知焰硝采取方法的元代商人李元“谘问”，才掌握火药技术的。自此，高丽国“始设火都监，煎取焰硝”，当时能制造的火器达17种之多。其中当然不乏“烟火”品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说，这17种火器均具“烟火”性质。
在西方的史料中，也许还可以寻觅到更多的元代“烟火”的影子。欧洲获得火药的途径不就是由西征的元军传入的吗？在这方面，冯家升先生有过精辟的述论，潘吉星先生的探索更是富有启发性的。他认为1258年元统治者在阿拉伯地区建立的伊儿汗国中的叙利亚人哈桑，在1280年左右所著的《马术的战争策略大全》记录了种类繁多的“烟火”，如“茉莉花”、“月光”、“日光”、“黄舌”、“起轮”、“流星”、“白睡莲”，黄、绿、白、红、蓝等五色烟，“中国花”、“中国起轮”。这实际证明了元代中国的“烟火”种类是相当丰富的，而且大量传入庞大的元帝国所辖的阿拉伯地区及欧亚地区的。特别是在《元史》上，还有着这样的踪迹：至正十年（1273），阿拉伯人亦思马因，随元军攻打襄阳城。由他督造了能射150斤重的火药包的投掷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襄阳炮”，或“西域炮”、“回回炮”。这种大炮抛射火药包力量是很大的，“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使宋军极为恐慌而降。当时制造类似“襄阳炮”的工匠还有伊拉克人阿老瓦丁，他与亦思马因同时应元世祖之召，从各自所住国家来到北京“试炮”。
这就告诉了我们，当时元代中国的火药技术知识是流传很广泛的。不难想见，这种用抛石机发射的火药包，当然也包含有自宋以来的烟球、火球之类的燃烧性火药器，它当然也可以移于“烟火”的施放。而后来的“烟火戏”之所以把“襄阳炮”当成长久保留节目，无非是从“烟火”的视角去看待它，是着眼于这种巨炮所包容的“烟火”性质的。
烟火略谈
宦海风云 烟火略谈（4） 作者：伊永文
二“烟火”在明清，堪称全面成熟的盛期。
在明代，制火药的主要材料硝石，“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甚至一旦年节临近，人们就要“撮弄开个火药铺子”。正像一阿拉伯人所见的明代中国那样：
烟火十分普遍，老少都会制火药，人人皆知造烟火。
因而“烟火”品种繁茂，较有代表性的“烟火”达21种之多。制造这些“烟火”所需的硝石、硫黄、炭的数量，在典籍中交代得一清二楚，制作步骤明确。在此基础上，清代又推出一些新品种：“倒垂莲”、“大梨花”、“一枝梅”、“一丈菊”、“千丈梅”、“映雪梅”、“金丝菊”、“垂带柳”、“洒蜜蜂”、“宝珠茶”、“小叶梨”、“千叶梨”、“石榴姣”、“葵花”、“孩儿奉花”、“珍珠伞”、“木樨花”、“菊插枯梅”、“大牡丹”、“大木香”、“落地桃”、“落地梅”、“大兰花”“金线钩银蛾”、“金海棠”、“洞口梨花”、“撒珍珠”、“三春柳”、“一丈兰”。这些“烟火”药量都不大，基本属于百姓家用小“烟火”。
供大众观赏的由火药为动力，配之以傀儡表演的“药发傀儡”，在明清有了长足的进展。所谓“口里喷出火来，鼻子里浓烟迸出，闸闸眼，火焰齐生”，只不过是“小把戏”一桩。清代已将这一“烟火”样式的制作，发挥到了极致，简直活灵活现：
先是两串百子响鞭，随后一阵乱落如雨的金星，忽有大光明从“烟火盒子”放出，照得针芥毕现。这时，手牵耕牛的牛郎木偶，斜倚织机的织女木偶，才缓缓下垂。接着，“乃有无数转贯球雌雄的闪烁盘旋，护著一条青龙，翔舞而下，适当牛郎、织女之间。隆隆者蓦易羯鼓作爆豆声，铜钲喤然应之，那龙口中吐出数十月炮，如大珠小珠，错落满地，浑身鳞甲间冒出黄烟，氤氲郁，良久不散”。而且，那龙还可以颠首掀尾，翻百十个筋头，“不知从何处放出花子，满身环绕，跋扈飞扬，俨然有搅海翻江之势”。待牛郎、织女木偶表演，更是惊人，只见：就于掌心飞起一个流星，缘著引线，冲入箱内，钟鱼铙钹之属，咇剥叮当，八音并作。登时飞落四十九只鸟鹊，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布成阵势，弯作桥形，张开两翅，兀自栩栩欲活。待乐人吹起唢呐，牛郎舍牛而升，织女离机而上，恰好相遇鹊桥，于是两个人，四十九只鸟鹊，以及牛郎所牵的牛，织女所织的机，一齐放起花子来。这花子更是不同，朵朵皆作兰花竹叶，望四面飞溅开去……
从宋代“火爆”脱胎而来的“水上烟火”，在明清也有了划时代的突破。在明代北京中元之夜，各寺庙均缚“烟火作凫、雁、龟、鱼”等，放入莲花中点燃，水火同时激射。大学问家李开先曾在白天看过这种“水上烟火”，他认为“制造繁华，不减夜间”，特为之赋诗道：
纸船藏火药，摇曳绿阴傍。
炽焰燔危岸，飞烟掩太阳。
炮惊鱼出没，花炫鸟回翔。
再赤周郎壁，欲从李相庄。
巧技传京国，载舟戏水傍。
纵焚鏖赤壁，飞炮破襄阳。
照浪鱼龙骇，飘烟燕雀翔。
升平多乐事，偏集太常庄。
明代“水上烟火”式样
从诗可见，“水上烟火”是很精彩的。它的制作也不同于那种陆地上燃放的“烟火”。除所需硝、磺、炭、班猫、白砒、潮脑、水马外，还要捻若干麻线，将薄棉纸裁成一寸宽许的直条，将麻线顺铺纸上，放入信药，照平常加粗二倍，捻成圆条，接续相连，不让其断。还要用矾水、面糊，周围抹过，晒干，使之成硬条，以免散开，外用熟油纸为衣，再用长短不拘、截断的毛竹，上下接连套合，凑长可达数十丈，以接就药线，入竹筒内，随套穿，务必与统眼火药相连，随机点放，便可以过水入雨，不能被破坏了。
由于这种“水上烟火”具有很强的抗浸泡潮湿的性能，明代皇家就将它用于“籍田”祭祀中。因为这一大典要表演出雨水倾盆、云烟密布的效果来，于是由教坊优人装扮为雷、电、风、雨、云、龙、土、谷诸神，藏在棚内虚处，下面放置异香、诸烟药、巨鼓、火线，以准备临时施放，待主持官员报一声“雨生，于是虚处烟雾四塞，鼓声彭彭震，起火线勃发，先掣数丈，霹雳之声交加，上藏水匮，倒倾如沫，凡棚内逾里无不沾润”。好久，雨止了，烟也渐渐熄灭了。
烟火略谈
宦海风云 烟火略谈（5） 作者：伊永文
明崇祯本《金瓶梅》第四十二回插图：逞豪华门前放烟火“水上烟火”原理也同样适用于水上燃烧性火器。名将戚继光就制成了这样的火上燃烧性火器：满天烟喷筒、火砖、火妖、飞天喷筒、大蜂窠等。这些火器火药成份与一般的“烟火”无甚差异，只是将药线装入一个细竹管内，直插于火器的腹内至底方透火器，毫无闪灭之事。从戚继光在东南海战取得多次胜利的记录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水上燃烧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