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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船、虎头船，上街叫卖。这些东西虽然作工水平不一，但买的人却很多。目前现存的宋代年画《子孙和合》一图，画有三个儿童在一扁长石盆中做放舟之戏。石盆中的小木船，上有桅杆、楼阁，精致小巧，一个儿童手中所拿的小木船则又为另一样式，类似《清明上河图》中的平头船，可见宋代的玩具小船是很多的。
另外，每逢皇家大象出行，人们都来观看。于是小商贩便又制作大象玩具出售，许多人便买回送给不能看到大象出行的亲友。在清明节时，各纸马铺，又在当街，用纸折叠成楼阁，用这样的玩具招揽顾客。
在宋元节庆、时令时，还制作了既可观赏又能食用的食品玩具。像七月七日，东京城内，在小土板上敷土种粟，使之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村落、人物等。九月重阳，商贩便用粉做成狮子蛮王的形象出售。
《朴通事谚解》记元大都人们在春天举行“赏花筵席”时，席面中间要放上“象生缠糖”，这种糖食品实际是一种赏食兼备的玩具。它是用白糖、白芝麻相和，用火煎熬，倾入到木模印内，待凉后，与果实相似。白糖化后，用木印浇成，再用芝麻二合缠糖。“象生”，则是像生物的形状的意思，“象”谐作“像”。木印，用木刻成物状，成为模范。如狮仙糖，是用糖印做骑狮子的仙人形象，也有用糖印做楼观、僧佛形象的。有这样的食品玩具，既可大开胃口，又可一饱眼福。
宋元玩具
娱人伎巧 宋元玩具（3） 作者：伊永文
宋元玩具第三个特点是新奇玩具不断涌现。像众所熟知的走马灯，是世界上第一种利用热力发动燃气轮的原理制作出来的玩具。沈括《梦溪笔谈》还记：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放在人的喉咙里吹，能作人言，唤作“颡叫子”。《水浒传》中就有这么一位“铁叫子”乐和，他的专长就是唱曲，想是也用“叫子”，否则就不会有“铁叫子”的绰号。由此也可见“叫子”这种玩具的普及。
有的人则追求玩具的极致。《夷坚志》就记道：有一高一尺五寸，阔二尺五寸的象棋桌，中可贮棋盒，四周有栏，沉香木的棋面，界线均是牙栅，外面是用乌木、花梨木、檀木数匝缘饰，用来降真香刻水浪，加金填，而浪头填以银，芬香袭人。不独棋桌如此新颖，人们玩的棋也不断推陈出新，像宋元“马棋”。它的雏型原是一种一将十马的“关西马”，一种一将二十四马的“依经马”。这两种“马棋”流传很久，各有图经，行移赏罚，互有异同。宣和年间，人们采两种“马棋”之长，定名为“宣和马”。到了南宋，这种“马棋”已“用五十六采之间，行九十一路之内，明以赏罚”，十分完备了。它在“打马图”上，“或衔枚缓进，已逾关塞之艰；或贾勇争先，莫悟井堑之坠”，颇有趣味，很受宋元市民的欢迎。
更为独特的是，在《水浒传》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面：宋江与卢俊义等骑马行进在东京城里，“只见街市上一个汉子，手里拿着一件东西，两条巧棒，中穿小索，以手牵动，那物便响”。宋江不识，一问才知这种玩具叫“胡敲”，实际上就是“扯铃”。“巧棒”就是耍弄扯铃的短棒，“小索”就是两根短棒间的短绳，宋江看到的是一种“双头扯铃”。
据专家研究，它的制作是一个中间细的短木轴，轴两头各有一个两头封闭的短竹筒，竹筒短而大，周围开着口，转动时会发出声音。耍弄扯铃的工具是有短绳相连的两根竹棒，用短绳支持扯铃轴，然后扯动竹棒，扯铃在绳上是对称的，不但能平衡而且由绳的扯动而转起来，也就是把它“抖”起来了。这是利用陀螺装在平衡环架上旋转的独特性能而发明的玩具。
尽管《水浒传》是小说，但从宋代机械制造水平来看，制造这样的适宜大众玩耍的玩具，并把它推向市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宋元制作机械木偶的水平还可互证，其水平是相当高的。李嵩《骷髅幻戏图》可以证明：一大骷髅以数丝悬吊一小骷髅的悬丝骷髅，引逗小孩儿玩，骷髅关节十分复杂，丝线有十余条。元代姬翼诗云：
造物儿童作剧狂，悬丝傀儡戏当场。
般神弄鬼翻腾用，走骨行尸昼夜忙。
通过此诗可知，悬丝木偶将元代儿童吸引得如痴如醉，同时也折射出了宋元玩具制作的新奇。
李开先与笑话
娱人伎巧 李开先与笑话（1） 作者：伊永文
《金瓶梅词话》中贯串着大量的时行小调、散曲、套数、院本、杂剧、传奇、宝卷及其他话本材料，尤其是书中捏合穿插的笑话，更是妙趣横生。虽然其中不乏低级趣味，但大部分笑话恰到好处，如第九十三回《王杏庵仗义赒贫任道士因财惹祸》中写道：
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穷困潦倒，无奈出家。收留他的任道士为了考察他老实不老实，一次出门，吩咐陈经济：那后边养的一群鸡，说道是凤凰，我不久功成行满，骑它上升，朝参玉帝；那房内做的几缸，都是毒药汁，若是徒弟坏了事，我也不打他，只与这毒药汁吃了，直教他立化，你须用心看守。惯于吃喝玩乐的陈经济，识破了他的谎言，把最肥的一只鸡宰了，把酒筛热，一边吃还一边得意地唱，待任道士询问时，陈经济回答道：告禀师父得知，师父去后，后边那凤凰不知怎的飞了去一只。教我慌了，上房寻了半日没有，怕师父来家打。待要拿刀子抹，恐怕疼；待要上吊，恐怕断了绳子跌着；待要投井，又怕井眼小挂脖子。算计的没处去了，把师父缸内的毒药汁，舀了两碗来吃了。
这一笑话既烘托了人物的个性，又使故事情节饶有风趣，耐人寻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然而究其根源，这种嘲讽道士的行径，并不自明代始，它的雏形见于唐代敦煌卷子本《启颜录》。它是这样写的：
尝有一僧忽忆吃，即于寺外作得数十个，买得一瓶蜜，于房中私食。食讫，残留钵盂中，蜜瓶送床脚下，语弟子云：“好看我，勿使欠少，床底瓶中，是极毒药，吃即杀人。”此僧即出。弟子待僧出后，即取瓶泻蜜，揾食之，唯残两个。僧来即索所留蜜，见唯有两颗，蜜又吃尽，即大嗔云：“何意吃我蜜？”弟子云：“和尚去后，闻此香，实忍馋不得，遂即取吃。畏和尚来嗔，即服瓶中毒药，望得即死，不谓至今平安。”僧大嗔曰：“作物生，即吃尽我尔许。”弟子即以手于钵盂取两个残，向口连食，报云：“只做如此吃即尽。”此僧下床大叫，弟子因即走去。
目前尚无材料证实《金瓶梅词话》 作者是否看过《启颜录》，但偷酒与偷这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足以表明《金瓶梅词话》作在创作时即使没有看过《启颜录》这本笑话集，但也是锐意穷搜此类笑话素材的。否则，陈经济出家在寺院偷喝师父的美酒，与佛门弟子偷吃师父的佳这明显的继承痕迹作何解释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金瓶梅词话》 作者对民间俗文学采取了一种不择细流、不嫌卑微的态度，把它融汇到自己的笔端，才形成了《金瓶梅词话》这一广阔的大海，这才堪称文学大师的风范。后代的民间俗文学不是从《金瓶梅词话》中汲取养料，又繁衍出新的笑话吗？清代小石道人纂辑的笑话集《嘻谈录》中就有一则《偷酒》，它是这样写的：
一先生好饮酒，馆董爱偷酒，偷的先生不敢用人，自谓必要用一不会吃酒者，方不偷酒，然更要一不认得酒者，乃真不吃，始不偷也。一日，友人荐一仆至，以黄酒问之，仆以陈绍对。先生曰：“连酒之别名都知，岂止会饮。”遂遣之。又荐一仆至，问酒如初，仆以花雕对。先生曰：“连酒之佳品竟知，断非不饮之人。”又遣之。后又荐一仆，以黄酒示之，不识；以烧酒示之，亦不识。先生大喜，以为不吃酒无疑矣，遂用之。一日，先生将出门，留此仆看馆，嘱之曰：“墙挂火腿，院养肥鸡，小心看守。屋内有两瓶，一瓶白砒，一瓶红砒，万万不可动；若吃了，肠胃崩裂，一定身亡。”叮呤再三而去。先生走后，仆杀鸡煮腿，将两瓶红白烧酒，次第饮完，不觉大醉。先生回来，推门一看，见仆人躺趴在地，酒气熏人，又见鸡、腿皆无，大怒，将仆人踢醒，再再究诘。仆人哭诉曰：“主人走后，小的在馆小心看守，忽来一猫，将火腿叼去；又来一犬，将鸡逐至邻家。小的情急，忿不欲生，因思主人所嘱红白二砒，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