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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来自监狱外面的麻烦，第一批三K党徒已在十分钟前到达监狱的门外，他们已被安排到高速公路与监狱行政办公室楼之间那片指定用作示威场地的空地上。听说其他类似组织不久也会赶到，看样子他们是准备一直闹到这件事结束为止，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示威是他们的权力，但绝不允许出现骚乱。虽说在以前四次执行死刑时我本人并不在场，但我知道某些支持死刑的组织一般也会来的，而且会引起很大的动乱。我们计划将这两类组织分隔开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纽金特按捺不住，竟在桌子一端站起身来，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仔细看了看讲话提纲。
“由于凯霍尔先生臭名昭著，所以此次死刑不同以往，它会引起很多的注意，还会招来许多新闻记者以及许多其他的好事者。大家自始至终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行事，不允许在操作过程中有任何违规的情况发生。在这最后的几天里，凯霍尔先生和他的家人理应受到尊重，对毒气室和死刑本身不得发表任何不当言论，在这方面我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还有问题吗？”
纽金特自鸣得意地审视着整个房问。该说的他都说到了，不会有问题的。“好吧，上午九点我们再开一次会。”说完他宣布散会，不一会儿便人去屋空。
加纳·古德曼在约翰·布莱恩·格拉斯教授离开办公室正要去上课时找到了他，两人站在走廊里互相表达着对对方的敬佩之情，一时间竟把上课的事忘到了脑后。教授拜读过加纳·古德曼的所有著作，而加纳·古德曼也看过教授最近发表的一些谴责死刑的论文。谈话很快转向棘手的凯霍尔一案，他们着重谈了古德曼在周末急需一些靠得住的法律系学生帮他完成一项快速研究计划的事，格拉斯同意给予协助，两人商定一会儿共进午餐时再细谈。
加纳·古德曼在距密西西比州立法律大学三个街区以外找到了南部极刑监理会，它的几间办公室都非常拥挤狭窄，这是这个设在“死亡带”南方各州的准官方机构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该社团的负责人是个名叫赫兹·克里的黑人青年，是耶鲁大学培养出来的律师，他放弃了大公司的优厚待遇，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了废除死刑的事业，加纳·古德曼以前在开会时曾见过他两次。人们通常称这个组织为克里监理会，虽说它并不直接代理每一位在死狱的犯人，但它的确负有对每一件死刑案进行监督的责任。赫兹·克里只有三十一岁，但人显得很老成，从他的满头灰发就能看出监舍里那四十七名死刑犯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门厅里那张秘书办公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小小的日程表，有人在表的上部印了一行字——死囚生日。每人除了一张卡片外一无所有，他们的预算很紧张，就连这些卡片通常也是用工作人员口袋里的零花钱购置的。
克里的手下有两名律师，专职秘书只有一人，来自法学院的一些学生每周来这里义务工作几个小时。
加纳·古德曼和赫兹·克里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对下周二的活动进行了计划——克里本人将去密西西州高级法院的书记官办公室安营扎寨，加纳·古德曼坐镇州长办公室，约翰·布莱恩·格拉斯进驻设在杰克逊市联邦法院的第五巡回法院办公室，古德曼在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前助手现在华盛顿工作，他已经同意负责在死刑书记官的办公室等候消息，亚当留在死牢陪伴当事人并对最后的一些事宜进行协调。
克里同意在周末参加古德曼的市场分析计划。
古德曼在十一点钟回到了州议会大厦的州长办公室，并向拉雷莫尔律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赦免死刑听证会的书面请求。州长近日很忙，不在办公室，拉雷莫尔午饭后要去见他。古德曼留下了他在米尔萨普斯…布伊饭店的电话，并说他会定期打电话来。
然后他驱车去了他的新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摆满了租来的全套办公家俱，当然是用现金支付的，租期为两个月。那些折叠椅是一个教堂联谊会大厅多余出来的，椅子下面印有该教堂的标志，几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还留有日常用餐和婚礼招待会的饭渍痕迹。
古德曼非常欣赏他的这个匆忙布置起来的小窝。他坐下来，用一只新的蜂窝电话分别要通了他远在芝加哥的秘书和在孟菲斯的亚当，以及他在家中的妻子和州长热线电话。
至周四下午四时，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仍未驳回有关萨姆丧失思想能力的申诉，此时距亚当提出该申诉的时间已过去了差不多三十个小时。他强忍着心头的烦躁给法院书记官打了个电话，他已经懒得再做那个多余的解释，什么他需要的只是一个答复，请多关照之类。对法院是否会考虑这一申诉的价值他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法院之所以如此拖沓，其目的是要延缓他及时向联邦法院申诉。他觉得，此时此刻祈望州高级法院减刑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实际上在联邦法院他也没能取得什么进展。美国最高法院仍未对他的有关请求考虑毒气室违宪的申诉作出裁决，第五巡回法院也压下了他的有关律师辩护不力的申诉。
周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法庭干脆按兵不动，似乎他的那些申诉与一般申诉没有什么两样，也要按常规进行存档、分配和处理，然后便是漫漫无期的等待，甚至会达数年之久。他需要的是行动，在某一级法院赢得缓刑当然最为理想，能够同意口头辩论也是好的，或者是就有价值的论据召开听证会，哪怕干脆被驳回也行，那样他还可以继续向下二个法院申诉。
他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围着办公桌踱着步等电话，尽管他对这些已经感到厌倦。桌上堆满了一摞摞高低不齐的文件，到处散落着那十几个诉状留下的碎纸片，书架上贴了许多粉红色和黄色的电话留言条。
亚当突然恨起这个地方来，他需要清新的空气。他对达琳说要出去散散步，然后便离开了办公楼。时间已差不多到了五点，天还很亮，也很热。他走到联合大街的皮博迪饭店，在大厅一个角落的钢琴旁喝了杯饮料，这是他自从周五去新奥尔良以来的第一杯饮料，尽管饮料令他感到惬意但他还是在为莉担忧。他在签到处周围云集的开会人群中搜寻着她的身影，他留意着大厅里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们，希冀着能够意外地发现她。一个已过天命之年的女人，就算逃避生活你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一个梳着马尾巴，穿着旅游鞋的男子停下来盯着他瞧了片刻，然后走上前来。“对不起，先生，你是萨姆·凯霍尔的律师亚当·霍尔吗？”
亚当点点头。
那男人笑了笑，显然对自己认出亚当感到很得意，他走到他的桌子前面。“我是《纽约时报》的柯克·克莱克纳。”他在亚当面前放了一张名片。“我前来报道凯霍尔的死刑情况，实际上我刚刚才到，可以坐下吗？”
亚当向小圆桌对面的空位子指了指，克莱克纳坐了下来。“在这里见到你非常幸运，”他满脸堆笑着说。那男子约有四十出头的样子，身体很强健，一看就是个云游四方的记者——满脸胡子拉茬，斜纹布衬衣外面套了件棉布坎肩，下身穿条牛仔裤。“我在来这里的飞机上看到了你的照片，所以才认出了你。”
“很高兴见到你，”亚当干巴巴地说道。
“我们能聊聊吗？”
“聊什么？”
“噢，该聊的太多了。据我了解你的当事人不接受采访。”
“不错。”
“你呢？”
“一样。我们可以聊，但不得记录。”
“恐怕不太方便。”
“那与我无关，我不在乎你有什么困难。”
“那倒也是。”一个身着短裙、面容和善的女招待一直站在一边听候吩咐。那男子要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你上次见到你祖父是什么时候？”
“星期二。”
“什么时候再去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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