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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着黑红条的汽车和卡车就停在这里。楼上是各专业科室、陈列室、教授办公室和教室。楼下解剖室旁边是接待室和助教办公室。法医们在这里翻阅材料和医院送来的病历，写解剖报告，交给死者家属必要的证件。地下室是陈尸间，里面放着准备解剖和安葬的尸体。陈尸间里有一股腐臭气味，无论是高水平的消毒，还是良好的通风设备都无济于事。
女助教和教授走进摆着皮罗戈夫①（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1810—1881年），俄国外科专家、解剖学家。）雕像的接待室，脱掉外衣走进解剖室。这里在大理石解剖手术台上正在进行解剖前的准备工作。深灰色的墙壁上高大的窗户都朝北，玻璃窗下半部全是毛玻璃，使人感到阴沉，好象凡来到这里的人都将扮演悲剧角色。
“已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教授对女助教说，“在解剖室写下一句名言：‘这里死者教育生者。’应当向您指出，学生还没有使任何一位老师得到安慰。”
教授同陈尸间的工友打招呼：
“身体好吗，帕霍姆？大家都好吧？”他又转身对女助教说道：“您看他个子不高，太矮了。”
他的这种说法已重复了多年，看来并没有使被说的人感到不快。工友已上了年纪，他的两手皱皱巴巴，就象刚从水中抽出来似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眼下浮肿。他穿上白大褂，扣好扣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给我一个限期，我还能再长高一些。死人比活人要高二到三公分。那有什么，我还想超过你们这些活人哩。”
季娜伊达对工友友好地笑笑，问道：
“现在几点啦，帕霍姆，我想证实一下科洛科洛夫的表已不中用了。”她想起工友耳聋，就大声重复了一遍。
“你啊，来得还正是时候，刚刚准备好。差一刻九点。”他看了看表答道。
季娜伊达睁大眼睛，一字一板地重复道：
“差一刻九点！”脸上现出真正的窘态。
“什么，小鸽子，”教授对她的窘态很得意，“您想把我的怀表送博物馆吗？为时过早，等等吧。”
“我的上帝，”季娜伊达央求道，“把您也送博物馆吧！我说的是您的表。”
“反正我和这块表同年，我们一起去安息。”
女助教对回答感到满意，一字一板地说道：
“这么说我真的是八点刚过一点儿离开家的……科洛科洛夫，您刚才说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是吗？”
季娜伊达走进助教办公室，正好涅斯捷洛夫给她打来了电话。
这时教授穿上白大褂，从一张解剖台走到另一张解剖台。这是他二十多年来每天进行的例行检查。
“您怎么，亲爱的，这样瘦啊……啊哟……哟，怎么不注意保养……”教授看着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心中这样想，同时也说出来了，“我看，您不怎么保重自己，剩下一把骨头了。这是哪个区送来的，帕霍姆？”
“从郊区送来的，将由鲍里涅维奇解剖，今天已给他排到第四个了。”
“季娜伊达，”教授把刚刚进来的女助教叫过来，“到这儿来，您看这个小老头怎么样？他很好！”他好奇地说，“他死去也很好……八十年好象一天似地度过，我还要把他的眼睛给闭上，反正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帕霍姆从抽屉里拿出用细绳捆的一本厚厚的登记簿。他在上面写着什么。他那歪歪斜斜地写字的样子说明了他的文化水平和书写水平。他搔搔后脑勺，深深地叹了口气。
女助教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翻阅将要解剖的尸体的有关材料。工友的叹息声引起了她的关注，她把材料一推，问道：
“您妻子的健康怎样？您怎么好长时间都不对我说。”
看来帕霍姆也正好等着她问这个问题。他把登记簿放在桌子上准备送走，但又坐到椅子上，叹了口气。
尽管叹息有时也很富有表现力，但女助教并不满意，帕霍姆站起来要走，女助教留住她。
“等等，我要您帮帮忙。我负责的区有几个要解剖的？”
这问题对他来说是容易回答的。他随时都能讲出有几具尸体，哪个区送来的，哪位法医负责。
“您有两具尸体要解剖，还有一具是昨天在森林里发现的，尸体己开始腐烂了。”
“这么说共三具？先准备一下那个己腐烂了的尸体，我从这具开始……对啦，您还没有对我说清楚您妻子怎么啦。”
看尸员哀求地把两只满是皱纹的手抱在胸前，但女助教仍紧迫不放。
“她已差不多痊愈了，她没有什么。就是总不能让我安静，吵着为什么我不能把您带家来。以前要我代问您好，可是现在说，给我请来就行。我说：‘你疯啦，她是什么人？沾亲，还是带故？您尽想些什么？’”
工友说出自己老伴儿的要求后，冷静下来了。
她妻子患肝病已多年了。由于女助教的热心帮忙住进了最好的一家医院，并由该院的一位著名专家动了手术。女助教常去医院看望，出院后也到家里去看望过。纯朴善良的女人很喜欢这位恩人，几次三番要丈夫请季娜伊达到家里来看她。帕霍姆不愿意因这些小事给助教添麻烦。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没有满足妻子的要求。
季娜伊达听完后感到奇怪：“就这些吗？请告诉您的妻子，明天我就去看她，您别忘了。”
帕霍姆还没有来得及道谢，窗外驶过一辆救护车，传来不断的喇叭声。工友拿起地下室的钥匙，登记本，就出去了。在门口，法院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迎着他，由于尸体是由侦查机关人员陪同送来，工友就感到这绝非一般。他机敏的目光已发现，涅斯捷洛夫面色苍白，藏在衣口袋里的两手在发抖，涅斯捷洛夫与侦查员不说话，两人都避开对方的目光。帕霍姆以为涅斯捷洛夫值班时出了什么差错引起了侦查员的不满。干了三十年他什么没有看见过。
“从哪儿拉来的尸体？”他打开登记本，一边问司机。
“您去问涅斯捷洛夫吧，”司机答道，“是他要的车。”
几个卫生员打开车门抬出担架后，什么问题也不必提了，帕霍姆把登记本挟在腋下，他认为在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问是不合适的，就吩咐把尸体抬到解剖室。把老太太抬到地下室，在原来的解剖台上摆上鲍里涅维奇的尸体。
帕霍姆面临着要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季娜伊达。当着他的面，她与鲍里涅维奇谈情说爱也从不感到不好意思。鲍里涅维奇对此很不满，虽然他知道工友耳聋也发现不了更多的事。
狡猾的老头儿早就认为耳聋是有好处的。这样无论同自己人和外人，还是死者探望者和亲属，都能处好关系。别人求他的事，能办的就办，捞个好；不能办的，因耳聋，就说没有听到，人家也不会怪他。因耳聋麻烦也少，在解剖室，法医们也很少要他干这干那，教研室的老师们也不对他讲什么大道理。他们当着他的面什么都好说，就当他是死人一样，从不避讳他。
最近一个时期热恋的一对儿关系不好了，不象以前那样互相总离不开，经常眉来眼去表达爱情，工友们见了都感到眼热。他能区别装假和出于真诚的言行。他敢肯定地说，他俩不久前已出现了裂痕和不和。偶尔听到他俩的一次谈话，使老头儿感到不安。这大概发生在一个月以前，中午两点钟，当老师们离开解剖室去助教办公室写解剖报告的时候。鲍里涅维奇写完死亡证明，分发给死者的家属后正打算走，他站在解剖室的窗户前，机械地解着白大褂的纽扣，好象是在等什么人。季娜伊达也完了事准备走。当她看到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人，她走到他跟前低声问道：
“晚上您在家吗？”
他作了肯定回答。
“晚上我在家等科尔涅托夫，”她继续说道，请您别来找我。这是为了您，也为了我们的友谊。”
鲍里涅维奇仍旧看着窗外，说道：
“好吧。”
“您答应我要作一个有理智的人，我对您寄予希望。”
“我已听过这些了。”他仍然冷淡地说道。
“我希望您别对我报复，行吗？”她尽力看着他的脸，说道。
他冷冷地看着她，稍稍想了想说道，
“我不能保证做到。”
第二天就有个自称科尔涅托夫的人打电话给季娜伊达，从那时起这人就开始经常给她打电话。
从助教最初来到教研室，帕霍姆就不喜欢这个人，由于要救自己的妻子才抑制使自己对她的不满情绪。她没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