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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人。”是克劳的口头禅。当星期天早上他站在他店对面的小高地上向人们宣传国王、牧师以及羊肉的罪恶时，这句“普通人”像交响乐的主旋律一样抑扬顿挫。“我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这个短语像剑一样刺穿了精美的逻辑编织成的蛛网，把它们嘲讽地挑起来。
当克劳在星期天去维多利亚公园娱乐的时候，这个短语让他把那些超自然主义者弄得溃不成军。克劳对圣经的理解比大多数牧师还要深，他总是随身在口袋里带着一本迷你版，在文中相互矛盾的地方都作了折角。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说了一件事；柯林斯书的第一章说了另一件。两个矛盾的叙述“可能”都是对的，但“我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
克劳花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令这些词句相互矛盾。斗鸡给予其热衷者的快乐也比不上让两段话自相矛盾给克劳带来的快感。克劳有一种哲学上的天才，令他在星期天早上的信徒们疯狂地崇拜，而让他的对手则沮丧地哑口无言。
比如说，他发现了神是无法运动的，因为它已经充满了整个空间。他也是首先发现一个令神职人员困惑的重要事件，当一个圣人在伦敦和另一个圣人在和他相对的地方同时死去时，他们都应该往天堂上飞，但是却是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无论多久他们也遇不上。这样，他们中谁才能上天堂呢？或者真有这样的地方吗？
“我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
我们总会为自己留一些想象空间；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人性对未知的东西和被误解的东西无法遏制的兴趣。甚至哈里都能集中5分钟的注意力在毫无实用性的神学上，如果哈里特不是太着急的话。（译注：哈里和哈里特是英国著名木偶剧的主角。）
彼得·克劳并不为有丹泽尔·堪特考特这样的房客感到遗憾，尽管丹泽尔会干很多事，但他似乎毫无希望地对天底下任何事的理解都是错的。只有在一点上彼得·克劳同意丹泽尔·堪特考特——他暗地里钦佩丹泽尔·堪特考特。当他向他要求真实——平均差不多每天要有两次——他并不真的期待从他那里得到它。他知道丹泽尔是一个诗人。
“美，”他接着说，“是只有你这样的人才感兴趣的东西。而所有人都向往真实。大部分人都能拥有前者。那样你们诗人就得靠边站啦。真实和有用的东西——那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利益是评价事物的唯一标准。任何东西是好是坏都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
“社会的利益！”丹泽尔讥讽地回应道，“社会的利益是什么？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大众必须为伟大人物作出牺牲。不然，伟大人物就要为大众牺牲了。没有伟大的人就不会有艺术。没有艺术生活就会一片空白。”
“啊，但我们会用面包和黄油把它填上的，” 彼得·克劳说。
“是的，就是面包和黄油把美扼杀了，”丹泽尔·堪特考特痛苦地说，“我们大多数人开始追着蝴蝶穿过碧绿的草地，但我们突然转过来——”
“去搞吃的，” 彼得笑着说，一边继续补鞋子。
“彼得，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当笑话，我就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了。”
丹泽尔的眼睛闪烁着愤怒。他甩了甩他的长头发。生活对他来说是严肃的。他从不有意去写滑稽诗。
天才的人留长发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们忘了头发在长。二是，他们喜欢这样。三是，这样比较不花钱；他们留长头发和他们一顶帽子用很长时间的理由一样。
鉴于这种天才的特性，你可能因为缺两便士钱而得到这样一个名声。经济原因并不适用于丹泽尔的情况，他靠自己相貌的力量总能得以赊帐的。因而，当街上的流浪汉唱着要求他去剪头发时，他们并不是在为理发师帮忙。为什么大家要照管理发师，为他们的利益谋划呢？丹泽尔能告诉你，这不是为了帮理发师，而是为了满足群众天生的对创新的厌恶。在他显耀的时候丹泽尔当过编辑，但他从没想过要剪头发就像他不会去吞浆糊一样。头发的力量在参孙（译注：犹太大力士，力量来源于头发）的时代之后就消失了，否则丹泽尔就会变成一个大力神而不会是这样一个又高又瘦的神经过敏的人，看上去脆得当不了烟斗通条。鹅蛋脸上有尖而不整洁的胡子。他身上的亚麻衣服很难看，靴子很脏，帽子被尘土染黄了。这就是对美的热爱的后果。
彼得·克劳被丹泽尔对轻率言行的谴责所感染，他赶快结束了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他说，“蝴蝶对任何人都没好处；毛毛虫至少还能让鸟儿充饥。”
“就如你对事物的看法一样，彼得，” 丹泽尔说，“早上好，女士。”这是在对克劳太太说话，他对她礼貌地脱帽致敬。
克劳太太哼了一声，以一种质问的眼神看着她的丈夫。有那么几秒钟，克劳专心于摆弄他的鞋楦，试着对这问题视而不见。他在凳子上不安地挪动着身体。他妻子严厉地咳了一声。他抬起头，看到她居高临下地在他面前，他无助地摇着头。奇妙的是当他站起来以后，克劳太太似乎都能居高临下得对着他。她比他要矮半英寸。可能这是一种视觉上的幻觉吧。
“克劳先生，”克劳太太说，“这样的话我去跟他说。”
“不，不，我亲爱的，不是现在，” 彼得无助地支支吾吾，“让我去吧。”
“我给你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你根本什么也不会做。要你去向一群傻子证明乔勒基和吉纳西斯，或者其他死了的圣经里的人物之间曾经如何互相矛盾，你的嘴遛得很。但要你为自己的孩子搞面包时，你就像个灯柱一样成了哑巴。这里有个人跟你一起住了好几个星期——又吃又喝你的血汗——而且一点钱也没付——”
“好了，好了，孩子他妈；没关系的。”可怜的克劳说，他的脸红得像火烧一样。
丹泽尔迷迷糊糊地看着她：“你是不是在暗指我呢，克劳太太？”他说。
“我还会暗指谁呢，堪特考特先生？已经过了7个星期了，我连一个便士都没——”
“我亲爱的克劳太太，” 丹泽尔把香烟从嘴里拿出来，用一种受伤害的语气说，“为什么因为你的疏忽而责备我？”
“我的疏忽！？我就喜欢那样！”
“我可不，”丹泽尔更尖刻地说，“如果你给我送来帐单你早就能收到钱了。你怎么能指望我去考虑这种细节？”
“我们这儿可没有这么高档。人们自己付钱——他们没有‘帐单’！” 克劳太太说，无限讽刺地重读了那个词。
彼得开始锤一个钉子，好像试图盖过他妻子的声音似的。
“如果你急着知道的话，一共是3英镑14先令8便士，” 克劳太太继续说，“在迈尔恩路路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四磅的面包要四便士，地主每个星期一早上太阳还没升起来就来收租金。而人们直到鞋已经破得快要扔了才来修，圣诞节又快到了，而且学校一周要7便士！”
彼得在听到最后一项时脸抽搐了一下。他就觉得快谈到这个了——就像圣诞节。他和他的妻子在免费教育问题上有分歧。彼得认为，把9个小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每周给每个到上学年龄的孩子付1便士是很合理的。他的另一半争辩说，有这么多的孩子，他们应该有理由得以豁免。只有孩子少的人家能省出钱来。而这个迈尔恩路路上修鞋的无神论者，能够自己作主的也就是学费问题了。这是一个良心的问题，克劳太太从没有真的要求要减少学费，尽管她继而经常恼火地打她的孩子。他们已经被打惯了，当没人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互相打。他们是聪明、没教养的小无赖，让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头疼。
“操心学费！”彼得恼火地回嘴，“堪特考特先生不应该为你的孩子负责。”
“我也不希望如此，真的，克劳先生，” 克劳太太严厉地说，“我为你感到羞耻。”留下这句话，她断然离开店里进入后面的起居室。
“没事，”彼得在她后面安慰地说，“钱的事会没问题的，孩子他妈。”
下层阶级习惯于把妻子叫成孩子他妈；在相对上流的阶级，比较流行称呼其为“妻子”，就像你说“股票”或者“泰晤士河”那样，并不带任何特别的属性。本能上，男人总是羞于成为顾家的人的。
丹泽尔灭掉了他的烟，毫无尴尬之色。彼得试着回到自己的工作，紧张地用钻头刺孔。那里有很长一段沉默。一个流浪风琴手在外面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