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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共产主义主要是着眼于现世的社会问题，规约人们生活方式的宗教。在这一点上它和以前的宗教不同。以前宗教的立足点是信仰超现实的观念，追求超越现在人生的永恒，面共产主义对死后的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论述。
这里再考虑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之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可能是中国人在传统上具有合理主义的思想。道教具有相当的神秘主义色彩，面儒教应该说完全是合理主义的政治哲学，人
生哲学。这种意义上的非宗教的精神性，合理主义的思维传统，大概有助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中国情况形成对照的是西亚伊斯兰教世界。那里阿拉神是超绝的存在。同时，从这种立场出发，严格制约着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当然，虽说不能断定伊斯兰教徒绝对不能接受共严主义，但从其精神土壤来判断，我想大概比中国人难于接受。
汤因比共产主义从某方面说，它是科学的合现主义这一近代西欧宗教的奇特的变种。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比如儒教是合理主义、权威主义的——是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
直到现在，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徒是拒绝共产主义的。这确实令人吃惊，因为伊斯兰教作为犹太系宗教是比基督教更合理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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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第一章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人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奥斯曼王朝。这件事本身并不违反伊斯兰法律。因为伊斯兰法律没有规定信徒必须服从独裁者的统治。然而土耳其的改良家们采取的一
砦措施是违反伊斯兰法律的。这给其他伊斯兰国家不少冲击。土耳其首先废除了哈里发制。这个制度起着预言家穆罕默德的政治继承人作用（但和宗教上的继承人是明确分开的），把士耳其变成了非宗教国家。同时把《可兰经》译成了土耳其语。本来按伊斯兰法律，《可兰经》必须是阿拉伯语的。很清楚，这是因为在土耳其，国家主义的势力比伊斯兰法律还强大。
巴基斯坦多少与此不同，出于由印度的伊斯兰教徒统一的愿望，在这里形成了国家。以前他们分散在印度各地（和印度教徒的印度人一样），属于很多的不同民族。他们决定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可能会超越种族和语言上的障碍——基于这种设想，他们把印度境内的全部伊斯兰教徒，集聚在现在的西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梦想。虽然有伊斯兰教，但它不能成为把两个地区永远连接在一起的纽带。问题不久就发生了。孟加拉人首先拒绝把西巴基斯坦的通用语言乌尔都语作为自己的通用语言。他们也拒绝使用阿拉伯文字，而坚持使用盂加拉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通用语言的盂加拉文。
这说明孟加拉也和上述土耳其的情况一样，国家主义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伊斯兰教。当然今天孟加拉已经脱离了巴基斯坦。
这主要是由民族主义造成的。
这些事情的原委，都给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以很大的打击。但不管怎样，伊斯兰教终究也和基督教一一样失去了对国家主义的免疫力。这两个宗教都把它的狂热信仰从宗教本身转向国家。
池田换句话说，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它的狂热信仰的性质，今天已成为伊斯兰教徒转向国家主义的动力。
展望二十一世纪
教，并且至少和基督教一样是权威主义的。顺便说一下，伊斯兰这个词是“放弃自己”（皈依）的意思。土耳其人和中国人一样，是历史上建立过帝国，享有很高荣誉的民族。他们对西欧文明接受得很慢。这使他们付出了代价，尝到了和中国人所遭受的同样屈辱。但是土耳其人和中国人不同，他们最后没依靠共产主义而进行了自己的强行军。阿拉伯民族比土耳其尝到的屈辱更为严重，但是他们对共产主义也表示了拒绝。态度。他们为对抗以色列和美国，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从这一关系上看，表面上是和共产主义妥协了，但实际上内心是反对的。伊斯兰地区这种不接受共产主义的现象，我实在感到不可理解。
池田对这个问题，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对伊斯兰教来说，应该服从的对象即权威，是作为阿拉神而俨然确定下来的。并且这个神不仅对死后的世界，而且对现实这个社会和人生也掌握着统治权，有很大的约束力。因此别的权威没有在这里存在的余地。
我推测这可能就是伊斯兰教徒难以接受共产主义的理由，您以为如何？
汤因比伊斯兰教徒原则上只服从伊斯兰法学家解释的阿拉的权威，这是事实。“阿拉”在阿拉伯语里只不过是“神”的意思。
伊斯兰教徒的神和犹太教徒的“耶和华”，基督教徒的“天父的神”即相当于三位一体的第一位的神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从伊斯兰的历史的初期起，他们就接受了专制性的政治和世俗的统治。当然虽说是世俗上的统治者，还是遵从伊斯兰法律的。而公认的法学家对伊斯兰法律有最高决定权。然而从实际情况来说，伊斯兰国家的历代政权几乎都是极为专制独裁的。
今天，近代国家主义也影响了伊斯兰世界。影响最显著的有而个国家。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另一个是英国放弃其统治后的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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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向国家主义转化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共产化过程中也可能看到。就是说，中国绝不是直线式地走向共产主义。它似乎是经历了民族主义的道路。这种原委即或在共产主义取得成功的今天，
仍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保留着。
我想中国形成了这种两重性的特点，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样说是因为一般有这样一个概念，认为共产主义本来是战胜并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实际上，他们
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下，一直在支援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共产主义的最终理念，却一直被说成是消灭国家，实现各民族大同。可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这样一般观念或理念，至少和共产党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的现状，有明显的不一致，如果再考虑到今后决定中国进程的那些潜在因素，也许中国将具有超出单纯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概念的特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那就必须考虑中国潜在的复杂性是从何而来的。要寻出这一答案，恐怕必须再挖掘一下中国传统精神的土壤。
在中国过去懦教所培养起来的思想是个人服从全局，承认权威。其对象就是父母、长辈、帝王、领导等，情况各有不同。从这里引伸出品德高尚的人“君子”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天”这种认识。这种人生观和秩序观被归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道德上的政治理念。
这种精神，今天在共产化的中国，可能仍然在其民族性格的深处活动着，我想正因如此，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还有社会本身，很自然地作为人们奉献忠诚的对象而被接受下来。
人们往往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跟苏联的共产主义相对比。在俄国，东方正教派的基督教，过去在很长时间里扩展了自己的势力。
俄国的这种宗教传统是唯心的，同时具有所谓神秘主义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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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所以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一下子就把它改变到唯物的合理的思想潮流中去了。
当然这里有个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暴力问题，或叫作多数人牺牲的悲剧问题。虽然使用了强硬手段，但不管怎样，我想这次革命暗示着原来是反唯物主义，反共产主义宗教的民族国家
也有共产化的可能性。不过在俄国革命期间，世界任何地方还没有菸产化的先例。俄国革命以后，出现很多追随共产化路线的民族国家。其中多数在试行中都经历了错误的道路。考察这些国家的现状，今天可以逐步认识到，共产化本身并不直接导致理想社会的实现。
汤因比东方正教的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权威主义的。尽管西欧式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共产主义以前的合理主义，跟基督教的非合理性并不一致，但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把俄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恐怕其理由之一就在这里。在统治俄国这一点上，作为共产主义先声，由彼得大帝所引进的，受西欧启蒙的绝对君主制，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这种不一致实际上并没有表面上
相差得那么大。
池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