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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幼年时候和母亲形影不离，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有时候，在做午饭前，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拿回家去做午饭。季羡林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去。这时候正接近中午，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儿也爬上高枝，纵声歌唱，空气中飘拂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的香味。在绿豆地里，季羡林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不停地问这问那。他捉到一只蚱蜢，要拿给母亲看一看。棒子上长了乌霉，他觉得奇怪，一定要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有时，他想和母亲比赛谁摘豆荚快。尽管他全神贯注，使出全身力气去摘豆荚，想超过母亲，结果他还没摘到半筐，母亲的筐里已经满了。失望之余，他细心观察，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秘，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从那以后，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就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要一想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便浮现在眼前。
季羡林童年的境遇，他在《我的童年》一书中这样记述：
在我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榛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或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子，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顿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去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和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一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
有一年夏天，季羡林拣到一小篮麦穗，高兴地递给了母亲。母亲把麦穗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季羡林越吃越想吃，吃完饭以后，他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追着要打他。季羡林当时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连忙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来捉他，只好站在水坑边上，看着儿子站在水里，把剩下的白面饼子津津有味地吃完。最后，母亲也笑了。
季羡林家徒四壁，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书。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季羡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现非常的机遇，大约他至今仍然是个农民，在村里当个羊倌、猪倌什么的，了此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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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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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事难料，人生变幻莫测。就在季羡林六岁的时候，幸运之神突然向他伸出了召唤的手。转瞬间，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改变。
事情是这样的：官庄的季家原来是一个大家族。父亲一辈中，大排行兄弟就有十一人。其中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杳无音信。留下的五个，一个送了人，自然也与季家无缘了。余下的四个，只有季羡林的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但不幸早亡；而留在济南的叔叔又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了整个季氏家族中惟一的男孩子。在封建社会中，他当然就成了给季家续香火、光门楣的惟一指望。为此，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筹划，终于共下决心：为了光宗耀祖，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恰好，此时叔叔在济南谋得了一个职务，有了稳定的收入。于是，兄弟俩决定把小羡林从官庄带出去，离开农村，送到济南去培养。
父辈的这个决定，对于季羡林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17年春节前夕，父亲把六岁的季羡林送到济南叔叔家。从此，季羡林便离开了父亲、母亲，告别了故乡和儿时的伙伴，结束了农村生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然而却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童年生活也随之结束了。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家孩子的童年生活。对一般人来说，这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将要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来说，特别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师来说，童年时期的蒙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人文社会学者不同于作家，他需要长期积累中外文化知识，只有在掌握了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而要打好这样的文化基础，一般是需要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纵观20世纪中国学坛大师的情况，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像季羡林这样六岁以前还在地里拾麦穗，割草喂牛，与文字无缘的人，日后能成为学术大师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寥若晨星。例如，比季羡林大三十岁的鲁迅先生，虽然幼年时家道中落，“从小康而坠入困顿”，却仍然能够在“三味书屋”中得到寿镜吾老先生的开蒙教育；又比如比季羡林大二十岁的胡适先生，从小就能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不满三岁便认识了七百多字，三岁多就进了正式的学堂读书。因为个头太小，还需要别人抱上高凳子坐着，才能听老师讲课。三四岁的胡适，便已经开始诵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了；再比如比季羡林小一岁的钱钟书先生，出身于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四岁识字，五岁入私塾读《毛诗》，每天上学都由家中派人接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季羡林的“蒙学”却等于零。说实在的，像季羡林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若无特殊的机遇和过人的聪慧与勤奋，要想日后在中国学坛独树一帜，并且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季羡林常说：“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这完全是他发自肺腑的实话实说。当时季羡林到了济南，开始上学读书，他“惟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个饭碗。”而不是做学者。他的家庭也从来没有期望他成为学者。季羡林做学者的“志向”并非从小所立，亦非家庭所希冀，而是“水涨船高”，一步一步地逐渐树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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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人篱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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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春，北方大地春寒料峭。在阵阵扑面的寒风中，父亲带着六岁的季羡林，骑着毛驴，踏着地上的残雪，从鲁西北的官庄，一步步走到了济南。
到了济南，展现在幼年季羡林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儿的一切，都使这个一直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又惊又喜，大睁着双眼，左瞧右看。不必说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店、五光十色的景观，也不必说车水马龙的街巷、来往穿梭的人流，无不使他目不暇接，喜出望外，单是那巉岩嶙峋、险峻雄伟的”千佛山”，就让这个少年大吃一惊，大开眼界。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北方大平原的黄土地上，从未见过山，更不用说如此奇特的大山了。
济南虽然比官庄好，但是让他伤心的是离开了亲爱的母亲。他初到济南时，常常在梦中梦到母亲，然后从梦中哭着醒来。尽管这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能吃上肉，但是他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吃咸菜，也要回到母亲身边。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他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但是对母亲的想念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他的叔父，这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人。1993年，季羡林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叔父：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一个对宋明理学如此热衷的人，当然是坚守“三纲五常”、“夷夏之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传统思想的人。一个有趣的例子最能说明叔父的思想。季羡林刚到济南时，曾上过一年私塾。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后来，叔叔把他送进了一所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当时“五四”运动已波及到了山东。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