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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看一看他种的花。这几间古老的平房坐落在密密的竹林里，很不起眼，可是却大有来头。原来是清代保卫八大名园的侍卫们住的地方。现在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女的是德国人，北大教员；男的是钢铁学院教授，中国人。季羡林在德国时，就认识他们，算是老朋友了。自从季羡林搬到l3公寓，老朋友又成了老邻居。两家人之间经常来往，逢年过节，互相拜访，感情十分融洽。
季羡林是喜欢花的，但是他既无空闲，又无养花水平，买几盆名贵的花，总养不了多久，就呜呼哀哉了。而这位钢院的教授却是个养花的行家。他喜欢种外国的唐菖蒲，还有颜色不同的名贵的月季。最难得的是，他种了一种特大的牵牛花，比平常的牵牛花要大一倍，如小碗口一般。每年春天开花时，颇吸引行人注目。据说，此花来头不小。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里有，齐白石晚年以画牵牛花闻名于世，临摹的就是梅府上的牵牛花。
季羡林为了赏花，路过时，和花主人聊几句天，顺便也看看“蹭”花，满足一下自己的美感享受。看完“蹭”花，他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这时，饭菜已经摆在桌上，全家人一起吃晚饭。饭桌上，季羡林总要同老祖、妻子聊聊家常，或者听一听她们有什么见闻。
饭后，在没有电视的年代，季羡林便又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或者顺手拿过一本书来“随便翻翻”。这“随便翻翻”是鲁迅先生说的，其实它是治学者开扩眼界，发现新意，积累资料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如果翻到有价值的资料，有新意的见解，他便会随手拿过一张纸片，把它记下来。这些纸片有信纸、旧日历、用过的信封、请柬等等。几十年过去了，季羡林随手记下资料的纸片，已经与他“等身”了。在有电视以后，他除了看新闻联播外，还喜欢看（听？）说书节目，什么《小五义》之类的，这是他一天中惟一的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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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朗润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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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9点半左右，他准时躺下睡觉。
季羡林同大家一样，每天八小时上班，甚至超过八小时，而他那一千万字的著作是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呢？主要就是在每天早晨从4点到上班前的三四个小时里写出来的。从1946年住进沙滩红楼开始，他便每日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无论冬夏，从未间断，及今已近六十年矣。很多人都知道季羡林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这件事。他这种勤学的精神，也给人们很大的激励，同时，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季羡林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写作，却是鲜为人知的。还是先听一听他自己是怎样说的吧。1985年他写过一篇散文《黎明前的北京》，文中写道：
三十几年以来，我成了一个“开会迷”。说老实话，积三十年之经验，我真有点怕开会了。在白天，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说句过火的话，我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此时，我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因此，我爱北京，特别爱黎明前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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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拂面，春满燕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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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曾经说过：“我写东西有一个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这就是我写散文不多的原因。”他又说：“我所谓的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这说明季羡林的散文都是真情的流露，而不是趋时应景之作。
1961年，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在停笔十五年后，又重新开始了。从1961年到l965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写了二十七篇散文，这些散文都收在《朗润集》和《燕南集》中。之所以在此提出这件事，不是要对他的散文作全面的评价，而是要想透过这些散文，寻出季羡林在60年代初至“文革”前这段时期的思想轨迹。
在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前几年头脑发热的教训，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制定了新的政策，在一段时期内，紧张的政治气候稍稍有所缓和。从l961年开始，北大便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批判错了的，恢复名誉，恢复职务。1961年5月28日，党委书记陆平在全校党员大会上，一改以往的口气说：“当前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方向的人是极少数……今后不要再用白专的概念了。”1962年，贯彻《高教六十条》精神，北大由党委领导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系党总支对系行政也只起“保证和监督作用”。
这些举措说明，在大跃进折腾了三四年后，北大开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又开始像一个学校了。师生们重新回到教室和实验室，而不是整天忙活着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批判，去农村参加劳动。学校发出明文规定：教师要“确保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上”，要“保证学生每天有六小时学习时间”。虽然还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政治学习，但这已经算是作出了最大让步。在这股风的吹拂之下，中文系、历史系甚至要求学生背诵《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古文。学生会举办的“星期天讲座”，讲演的有：沈同教授的《生命的奥秘》，黄昆教授的《半导体》，赵以炳教授的《健康与长寿》，李赋宁教授的《怎样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等。“讲座”共举行了十四次，听众达一万六千人次。
1962年3月26日，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全国科技工作、创作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中”，“按照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陈毅的讲话则更明确、更干脆，他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就是所谓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头上帽子的一“脱”一“加”，令知识分子们几年来提着的心，又放了下来。他们可以睡个好觉，不再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了。像1956年时一样，他们又可以在燕园里抬起头来走路，又受到人们的尊重，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右倾回潮”。不过，“回潮”也好，什么也好，总算让知识分子们在极“左”路线肆虐几年之后，过上了几天平静日子，稍稍喘了一口气。
在上述政治环境下，1962年5月，季羡林被选为北大出席北京市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北大代表共十二人，季羡林名列其中。这件事不但反映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显示了季羡林在当时北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身份。
季羡林从50年代开始，在社会、文化界便是一名活跃分子，担任过各种社会职务：
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历任1954年、1959年、1964年，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非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
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出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1955年10月，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1958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参加在前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应邀赴仰光，参加“缅甸研究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1962年，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200周年纪念大会”。会后，去埃及、叙利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4年，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访问。
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事实上，自解放以来，无论在领导眼里或是群众的心目中，季羡林始终是又红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