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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监改人员的管理规定。监改人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犯人，而不会受到任何批评和惩戒。而这些所谓的监改人员，都是新北大公社头头精心挑选出来的。心慈手软，富有同情心的人当然是没有资格做监改人员的。只有那些平时就心狠手毒，打人成性，有虐待狂心理的人才能入选。由这样一批没有人性的家伙来管理监改大院，囚犯们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侮辱与虐待是家常便饭，是监改人员取乐的一种方式。
有一个监改人员张╳╳，是生物系的学生。他是在“牛棚”建成后才来的。此人一来，便表现出与众不同，鹤立鸡群的样子。他不是什么大头目，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经常可以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里抄来的——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阴森恐怖的“牛棚”里，是非常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一天晚上，季羡林看见这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两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手站着一个“囚犯”。张老爷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季羡林仔细一看，这“罪犯”竟是陆平。“黑帮”大院初建时，陆平因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别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这个姓张的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季羡林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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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入阿鼻地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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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季羡林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同样的厄运竟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
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熄灯铃，季羡林忽然听到从民主楼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季羡林听了以后，连忙以超常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姓张的正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式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季羡林答。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
季羡林大吃一惊，连忙答道：“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姓张的说：“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季羡林承认他说的是实活。这次谈话一没有拳打脚踢，二没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是极大的仁慈吗？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一句话里面暗含杀机。“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熄灯铃响了以后，季羡林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天霹雳一般，听到一声：“季羡林！”季羡林连忙跑出牢房，看到这位张牢头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季羡林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等季羡林继续想下去，他的脸上，头上，蓦然感到一热。姓张的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劈头盖脑地便向他打来。季羡林脑袋里嗡嗡作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他不敢躲闪，躲闪会打得更重，只能笔直地站在那里，任链条在全身乱抽。季羡林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季羡林感到自己好像要失掉知觉，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他本能地坚持住，没有倒下去。只见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震天。季羡林完全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好像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了没有知觉的东西。不知道打了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他隐隐约约地仿佛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他知道一切结束了，连忙逃回了牢房。
回到牢房后，季羡林立即感到浑身上下痛起来。他想，自己现在的首要任务便是“查体”。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还能睁开，并且看得清楚东西，证明眼睛是完整的。用手摸一摸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里，粘糊糊的，都流着血。他又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这一夜，他浑身疼痛，辗转反侧，直到天亮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背语录。季羡林被派到北材料厂外面的马路旁去筛沙子。他身上是什么滋味，心里是什么滋味，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说：“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得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位张牢头走进牢房，命令季羡林搬家。季羡林这个“家”，没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刻搬到昨天在门外受刑的那间屋子里。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犯的地方，“钦犯”陆平就关在这间屋子里。这屋里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不得而知。或许是怕犯人受重刑后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的吧？这时季羡林恍然大悟，他受过刑之后，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他升级了，升入更高的层次。打个比方来说，他在佛教的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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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的异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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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牛棚”中长期“劳动改造”，受尽折磨与侮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牛棚”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他说：“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不伦不类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
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两大类的话，季羡林当然属于“好人”一类。他不但是好人，而且是品德高尚，忠厚诚信，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大好人”，这是有口皆碑的。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季羡林一不吝啬，二不拜金。他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次到药房去买药。伙计算错了账，多找给了他一块大洋。当时在小孩子眼里，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1946年，他从海外归国，为给家里寄钱，卖了自己的一只瑞士欧米茄金表。钱寄出以后，他又把剩下的法币换成黄金。伙计也算错了账，竟多给了他一两黄金。在当时一两黄金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解放以后，他给家乡小学捐献图书，一次就买了一万多块钱的图书寄去，当时一万多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在季羡林看来，这些事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从未向人提起过。由此可见季羡林是一个多么诚实慷慨的人。
然而到了现在，他写道：“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别人说长道短，也由它去吧。”
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当时，天天劳动强度很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蘸窝头吃。
有一次，我被派去清理学生宿舍区的武斗现场，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霉的干馒头。我简直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里，在僻静的地方，背着监改的工人，一个人偷偷地吃。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细菌，对一个‘鬼’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
我也学会了说谎。离开大院，出来劳动，肚子里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工的工人说，自己要到医院里去瞧病。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就算瞧了病。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拣到过一些钢镚儿。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走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
季羡林沉痛地写道：“上面说的这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