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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季羡林一个人说话，胡乔木在一旁静静地听。季羡林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单明了：“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胡乔木说话了。他说：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看法，并且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季羡林听了胡乔木的话，心里非常高兴。胡乔木留他吃午饭。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如此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由此，季羡林对胡乔木又增添了一层好感。季羡林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北大。他想，这一趟中南海总算没有白去，兴许他的意见能起到一点作用，学生不致因为学潮而受到伤害。
可惜，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季羡林为学生申辩的一席话，“在上者”并未听进去。学潮越闹越大，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的风波。
但是，季羡林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他对青年的爱心永远令人感动和崇敬。
季羡林忧国忧民的事迹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中最广为人知，又影响巨大的，莫过于他写了《牛棚杂忆》一书。
1998年4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季羡林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牛棚杂忆》薄薄的一本，还不到二十万字，与季羡林等身的著作相比，只能算“小菜一碟”。可是，该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一时间，京城内外，全国上下，出现了“人人说‘牛棚’”的奇特社会现象。《牛棚杂忆》成了畅销书，经常在图书发行榜上名列前茅。第一次印刷虽高达八万册，却到处喊买不到，不少人只好冒昧向作者求援。后来，根据国内外流行的情况，权威部门估计，盗版数大约在八九十万册之上。《牛棚杂忆》受到读者如此欢迎，连季羡林本人也没有想到。一时间，季羡林的上报率，上镜率猛增。季羡林和他的《牛棚杂忆》成了人人争说的话题。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他被媒体戴上“大师”、“泰斗”、“国宝”的桂冠。
虽说季羡林没有料到《牛棚杂忆》发表后的轰动效应，但是他写这本书时，却是煞费苦心的。他再三犹豫，几经修改，而且该书能够问世，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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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年忧黎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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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从1988年3月开始写《牛棚杂忆》，到l989年4月5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一本草稿。这个草稿在抽屉里压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到了1992年春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1992年6月3日开始，他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将其抄成了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的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季羡林在《后记》里写道：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l992年6月，季羡林把《牛棚杂忆》抄成了定稿后，仍然把它压在抽屉里，没有拿出来出版。这一压，又是六年，直到1998年，才交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他在解释这个缘故时写道：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研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大如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里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自序》
那么，季羡林为什么在1988年时决心写这样一部书呢？他接着写道：
这十二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刻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今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
季羡林反思，观察，又困惑不解。他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特别是“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一些国家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可是，他的期待落了空。他写道：“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此外，季羡林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他希望那些“造反派”、“打砸抢分子”也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他说：“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季羡林这个期待当然又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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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年忧黎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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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