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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运用了蒸汽机；在思上提倡经世济用，格物致知之学，反对清谈、命理道义，并且重视教育和自然科学；而在政治上也有尽力做到政令公开透明，扶植民族资产阶级，而且也引入了议会制度。
而且甴于商毅消灭了清廷，也使中国社会，主要是南方地区避免了战乱之苦，社会生产得以稳定持绫，因此也不会有什么文字狱之类的思想禁锢，也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并没有被打断，也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但总体来说，改变的仅仅只是长江中下游的东南沿海一带地区，和全中国相比，虽然不能说是微乎其微，但也确实是所占的比例很少，而且相对来说，这一带地区本来就是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社会思想较为开放，也容易接受新鲜观念和事物的地方，而在中国的北方，西南、西北的广大地区，并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而且这些地区的改变，就要困难的多了。
毕竟社会改造不同于军事，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打赢一两场决定的会战就可以解决问题，更不是能够用行政手段强令就可以完成的，就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己不再是萌芽状态，但依然还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而民族资产阶级，也还远不能担付起主导整个国家的重任，还需要精心的培养，耐心的等待，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虽然说商毅现在也才三十出头的年纪，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在皇位上坐稳三十到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但社会改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都是要以百年为单位计算，欧洲社会的近代发展可以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算起，一直到十八世纪未期的拿破伦战争时期才基本完成，其间长达三百余年，因此商毅在位的时候，或许可以保证中国向近代社会发展下去，一但商毅不在位了，继承者是否还能够坚持商毅制定的国策，封建势力是否会卷土重来，发展道路是否会走错，都是难以预料的事情。
因此大力发展与欧洲各国的关系，全面加强东西方的交流和来往，用外力来促进中国的自我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学习和借鉴欧洲的经验，也是保证中国在商毅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前进，而不走回头路，那怕是出现暂时的复僻，也能得到修证。
不过和另一时空相比，现在的中国还是有不少优越的条件，东西方的整体差距并没有拉开，中国还有足够的时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明末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关健的分叉路口，如资本主义经济荫芽，人文主义、理性、科技包括原始的民主思想等等，都己经有了那么一点意思，而且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开了一个头，整个中国社会在保守之中，仍然还保持着不小的开放心态，并非一无事处，只是在另一时空里，被清廷入关彻底打断，整个社会也呈整体的倒退。
现在则不同，清廷己经彻底灭亡，而在商毅的努力下，当然也仅仅只是在其中起了一个引导作用，这时的中国至少可以说己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如果在商毅的在位期间，能够保持相当一段时间，成为一个大势所趋，那么就算商毅不在其位了，也不用担心中国会又走上回头路，还是那句话，社会发展，并不是以个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商毅也理清了自已以后的主要任另，就是在自己在位期间，尽力的推动中国在通向近代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越好，同时也尽量培养一批新的，适应这一发展的人材，而在此期间，东西方的全面交流和沟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才是商毅不遗余力的推动中国与欧洲进行交流发展，并且给这次访欧的经过，极高评价的主要原因，当然就访欧这一事件本身来说，也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重要大事，而在若干年之后，东西方的历史学家们为中国和欧洲在十七世纪中期几乎同时向近代国家发展，到底是谁影响了谁，而一直争论不休，当然也催生出一大批以此为研究课题，吃饭生存的人。
商毅当然不会知道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商毅连续接见了各国的使团代表，当然这种接见纯属礼物上的接见，不会谈及任何的实际问题，也就是互相问候，然后泛泛而谈，说的都是什么中国和*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套话，然后就是互相交换礼物，招开宴会，看中国戏等等事情。
而在这一片充满友好气氛的背后，内阁、外交部、商务部也和各国的使团频繁展开了谈判，商讨中国和各国之间的贸易来往问题，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外交部也成为帝国政府部门的焦点所在，每天都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在激烈的争辩交锋，双方在谈判桌上为了各自的利益，唇枪舌剑，各不相当，大到两国间的关纟礼节定位，商船泊地，商馆选址，小到关税的一个百分点，都会引发争论。
那怕是面对洋国丈冈萨雷斯候爵，帝国的外交官员也不会轻易退让一步，以致于老头子在和女儿见面的时候，都要大倒苦水，这个女婿还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难到说让着自己一点就那么难吗。
而亚莉桑德拉则笑着告诉老头，在中国有一句名言，叫“亲兄弟明算帐”，也让冈萨雷斯候爵彻底无语，只好打消了走内部路线的念头，把精力全部都放到谈判桌上。
其实大方向和立场中欧双方都一致的，就是双方都想互相通商来往做生意，而所谓的争论，只不过是为了让本方在双边贸中多得一些利益，因此在不断的讨价还价之中，一份份和约也还是都陆续签定出来。
第245章 东西方的交流（二）
在这一系列的谈判中，英国人是最满意的，一来是中英之间正处在一个蜜月期，也有进一步增加双方来往的意向，对于双方的交往也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有必要加强政治和两国官方的来往和沟通，二来是现在中英双方的来往交流办比较多了，对各自的底线和心理预期也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最为重要的点就是，双方现在没有太多的利益冲突，就是有一些，也抵不过贸易带来的利益。
因此在洪宪二年五月十九日，双方签下了《中英谛结友好建交条约》，史称《中英第二次南京条约》，大致的内容是：中英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纟，中国在伦敦，英国在南京建立各自的大使馆，互相派驻使臣，英方的第一任驻华大使就是这次使团的团长，奥青雷克马戛尔尼，同时就双方大使馆的权力、地位、公涵格式、礼仪，以及驻使馆人员、士兵、外交豁免权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达成了一致，而中方将在今年年内选出驻英大臣，并组建使馆成员，在明年年初出发赴英国上任，英国也将继续履行帮助中国在印度建立殖民地的承诺，而俱体事项，由马戛尔尼付责与中国协商，而中国也答应，将在明年组织赴印开避殖民地伪人员。
这是政治层面，而在经济层面上，双方又签《中英联合经贸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都给对方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对等原则，免除对方的关税，口岸税、船泊税等等；并各自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办理双方在对方海关贸易中的相关手续；中英双方各自向对方开放一个港口，作为对方的专用贸易港，可以用来停泊船只，建立商馆、存放货物，以及进行贸易来往等等，英国给中国提供的是普利茅斯、米尔福徳和多切斯特三个港口之中的一个，而对于中国方面，英国提出希望将自己的专用贸易港口定在广东的新安县，还有双方商馆的人员、士兵、配置武器等等问题，也都对等一致。
广东新安县，就包括了后世的香港地区，因此商毅也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确实有眼光，不过英国提供的普利茅斯、米尔福徳、多切斯特这三个地方也不差，在后世都是英国著名的港口城市，这样算起来，也算是对等的，商毅的选择是普利茅斯，当然将英国选择的新安县正式定名为香港。
另外就是英国的第一任驻华大使奥青雷克马戛尔尼，商毅查了一下，发现他原来是在另一时空里1793年访问中国的英国外交家乔治马戛尔尼的祖先，因此商毅也不明白，这到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呢，当然马戛尔尼（Macartney）这个名字的译音，是商毅按照另一时空里的翻译定下来的，如果按严格的翻译，应该叫麦克特尼更为适当，不过商毅这么定下来，大家也就跟着叫，而这位英国大使现在还不懂中文，听起来觉得差不多，当然也没有意见。
随后中英双方又《中华时报》上发表了中英联合声明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