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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决心要求正式确认“战斗法国”的主权——这个步骤势必要违反达尔朗和马克·克拉克将军在1942年11月缔结的协定的条文；以及关于现在北非担任重要职位的前维希政府行政官，尤其是诺盖、佩卢东和布瓦松等人的问题。布瓦松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目标。戴高乐一直没有原谅他1940年在达喀尔发生的事件。
这些激烈的讨论持续不断，使阿尔及尔的形势越发紧张。
6月3日下午，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并成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其中包括吉罗和戴高乐、卡特鲁将军和乔治将军，以及从伦敦来的戴高乐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这个委员会在戴高乐离开伦敦前来北非时，已经解散了。前维希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都不包括在新机构之内，这个新机构现在就成为“战斗法国”及其帝国的中央临时政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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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还会记得，当关于法国前途的会谈在进行时，我正和马歇尔将军在北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会议。就在我离开北非以前，我曾邀请新委员会的委员们午餐。当我回到伦敦后，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一封忧心忡忡的电报。他在6月5日的电报中说，“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北非归根结蒂是在英美的军事统治下；根据这个理由，对于艾森豪威尔可以按照你我的意愿来使用。那位新娘显然忘记了，一场战争仍在那里进行着。我们只收听到新娘的宣传。我们英美的新闻机构干什么去啦？衷心祝愿你摆脱掉我们彼此都感到头痛的问题。”
我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复电中说明了我对阿尔及尔的印象：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6月6日
我们在星期五（6月4日）邀请法兰西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午餐，每个人看来都是非常友好的。乔治将军是我在一个月以前设法从法国接来的。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吉罗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如果戴高乐确是粗暴无理，他将处在五对二的少数，也可能完全陷于孤立。因此，该委员会是一个拥有集体权力的机构，据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安然地同它一道工作。
2．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使我和作为“战斗法国”领袖的戴高乐之间的正式联系已告结束，这种联系是从1940年和他来往的信件，以及后来的某些其他文件开始的。我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把这些联系——财政的和其他方面的——转给整个委员会。虽然我认为委员会是接受武器和供应的一个可靠对象，但我感到，我们应当观察一下，他们怎样处理他们的事务和表现自己，然后再决定应当在什么程度上承认他们代表法国。麦克米伦和墨菲在一道工作，非常融洽，他们将不断地向掌握最高的和最后的权力的艾森豪威尔提出详细的报告。
3．如果布瓦松被解除职务，我将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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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戴高乐对于吉罗担任法国部队的最高统帅，不能接受。吉罗渴望保持北非法军的完整，并使他们不受“自由法国”的影响。戴高乐对于军事指挥问题的这种态度，加深了美国对他的厌恶和不信任。
罗斯福总统又打电报给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6月10日
我刚从墨菲那里收到下列电报：
“吉罗今天下午告诉我，戴高乐在今天早晨举行的法兰西委员会的会议上，最后公开表示他要担任国防长官，这个职位具有通常内阁机构中陆军部长的职权。他又要求指挥没有积极参加作战的法国部队，这又违背了他和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我在谈到他的意图时所说的话。吉罗断然拒绝交出法国部队的指挥权。他坚持任命乔治将军为国防长官。卡特鲁提出一个对戴高乐的提议极其有利的妥协方案。吉罗告诉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的票数胜过了他，他就坚决引退，并把由于戴高乐的野心而造成的不公正的局面，通告英美政府和法国人民。我已要求吉罗在有机会同委员会的其他几个委员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暂不采取任何这种行动。”
麦克米伦以同样的内容向我作了报告。我只是迫切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直截了当的协议。
首相致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6月11日
我们在还不了解我们必须承认的对象的情况以前，根本不考虑我们给予承认的问题。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采摘葡萄，蒺藜里岂能采摘无花果？”真的，全章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你在等待时机，并让戴高乐能有一切机会来恢复他的理智和认识他周围的力量，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如果他光明正大地对待我们和法国，我们也就光明正大地对待他。
罗斯福总统却没有这样的耐心。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6月17日
下面的电文是我今天发给艾森豪尔将军一封电报的大意：
“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在我们对北非实行军事占领的时期，我们不能容忍法国陆军受到不接受盟军最高统帅指挥的任何机构的控制。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完全信任的人。我们绝对不会继续武装这样一支部队，如果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它与我们的军事行动有采取合作的意愿。而且，我们对于任何政府或委员会的成立，也不感到兴趣，假如它竟然自认为在法国人民为他们自己选择一个政府之前，它将在法国实行统治。
当我们将来进入法国时，盟国自有一个与法国主权完全相适应的管理民政的政府计划。最后，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在北非和西非已实行军事占领，因此如果没有你的完全同意，谁也不能作出任何独立的民事方面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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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的这些电报，对于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行动所表示的敌意愈来愈严重，以致我为盟国与“自由法国”的关系的整个前途感到忧虑。美国人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即如果他们认为戴高乐将成为足以影响战后法国前途的主导力量，他们就可能拒绝承认任何临时的行政机构。我觉得有必要在军事问题上消除美国人的疑惧，同时又保存新的临时委员会。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6月18日
……我不赞同现时解散七人委员会或禁止它举行会议。
我认为较好的办法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你的训令作为他的命令发出，墨菲和麦克米伦则采取他们认为最适宜的各种手段促使它得到贯彻。英王陛下政府将支持这种政策。
因此，该委员会将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或是以多数人的赞同来接受我们的决定，或是明确地反对拯救他们的两个大国。如果他们多数接受我们的决定—看来这是可能的，那就要由戴高乐决定，他和其他反对者究竟是服从还是辞职。如果戴高乐辞职，他将使自己遭到舆论的谴责；同时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他制造纠纷。如果他表示服从，我们将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但是这比我们取消一个委员会要好得多，因为盟国以及法国对它寄以很多希望。我们应该为我们军队的安全规定必需的条件，而把责任加在戴高乐身上。无论如何，首先尝试一下这种办法，总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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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于北非法国政治局势的态度，部分地受到了军事需要的支配。关于戴高乐而引起的争论，其背景是盟军准备在西西里岛登陆。而戴高乐挑起的关于法国最高统帅部的争执正是发生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不管英国政府和戴高乐之间过去曾经有过哪些协议，我们不能让它们损害我们同美国的关系。
7月13日，我拟了一个文件给我的同僚们，其中总结了美国对法政策的这些发展。我说：
许久以来，我们的目的一直是要把美国人在西北非所培养的法国人士和伦敦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尤其是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联合起来。我认为，我本来可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很好的安排，但是正如我的同僚们所了解的，这项计划被戴高乐将军的荒谬行为破坏了。从那时以来，罗斯福总统在很大的规模上武装了吉罗将军在北非的军队，现在他很关怀这一部分军队的行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