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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使用“承认”这个字眼，因为它会被人曲解为有这种含义：我们一登上法国的领土，马上就承认该委员会是法国政府。对于委员会在各个殖民地的地方民政当局，在暂时的基础上予以“接受”，这个词也许比较接近于能表达我的思想。然而，只要符合盟国事业的军事利益，我们就必须保持直接同法国殖民地地方当局打交道的权利，同时继续现行的办法。马提尼克岛的情况就是一个实例。
吉罗到这里来进行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将这次访问保持在纯军事的基础上，我们正利用每次驶往北非的运输船队，直接把额外的装备输送给他的军队。……
罗斯福在电文的结尾。提议采取一种联合方式，这种方式以同法兰西委员会“实行合作”而不是“给予承认”作为基础。
我对罗斯福总统7月22日的电报，答复如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8月3日
首先我认为你建议的方式相当令人扫兴，而且也不会平息在我们两国之中人们要求给予承认的激动情绪。另一方面，局势已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当意大利全部问题公诸于世的时候，法兰西委员会就会尖锐地感到它受到了忽视。我认为，戴高乐现在已更深入地被约束在委员会的总机构里了。
关于指挥权的安排问题，也似乎比过去的僵局更令人满意一些。
2．因此，我已要求外交部对于你的方式提出某种变更办法，以便协调我们双方的意见。……如果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还可以再进行讨论。
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魁北克会议，这时即将召开。我们现在已处于僵持不下的局面。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8月4日
我诚恳地希望，在我们有机会一同商谈以前，关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承认问题，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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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经过了煞费口舌的讨论以后，我才能够说服美国人用一般性的词句发表了一个宣言，来支持已经在北非形成的政治局面。
首相（在魁北克）致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8月25日
经过煞费苦心的长时间的讨论以后，关于承认问题，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我相信可以认为是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最好是我们双方都用我们自己的说法来表示各自的看法，而不必坚持采用美国和联合王国共同宣言的形式。
2．按我的看法，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你应当告诉我在委员会中的朋友们，我确信他们采取的正确方法是用最恳切的措辞欢迎美国的宣言，而不是就承认的任何方式方面点出容易引起反感的差别。相反地，他们对于美国的宣言愈表示高兴，则对于他们就愈有利。在目前这个时候对美国持友好态度，那就会对法国的利益有特别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如果报纸或广播妄加评论或责难，效果只是重新激起国务院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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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发布的关于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公告，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尽管法国的领导人没有被邀请参加对意大利的停战谈判，也没有被邀请参加后来成立的负责处理意大利事务的地中海委员会，可是他们现在却以法国代表的身分与盟国正式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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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一周一周地过去，但戴高乐和吉罗争夺权力的斗争却没有缓和下来，双方在民政人员和军事人员的任何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过错也不经常在于戴高乐这一方。关于科西嘉岛的解放，也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事件，当地的“自由法国”分子曾在9月9日的夜晚占领了阿雅克肖。吉罗在两天后派遣一支远征部队前往该地，他的军事指挥官和当地的戴高乐派领导人发生了不幸的争执，这就使得关系更为恶化。从军事观点来看，该岛的解放过程很慢，但终于获得了成功。
首相致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10月3日
如果你认为妥当的话，请将我的下列贺词转致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
“祝贺你们的军队在科西嘉岛获得了顺利的进展，同时热烈期待这个著名的岛屿不久可以获得解放并归还给法国。”
第二天，法军完成了对该岛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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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扩大法国政权的基础而召集临时协商会议的计划，在10月间有了进展。吉罗的地位在不断地削弱。他所拥有的唯一支援，来自陆军方面某些重视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士，而他作为民族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所得到的支援，却很快地消失了。戴高乐证明他无可比拟地是一个更强有力的人物。11月3日，协商会议在阿尔及尔第一次举行。法国的政治生活正在逐渐形成未来的雏形政府。11月8日，恰恰在北非登陆后的一年，吉罗辞去了在民族委员会的职务，但是仍担任法军总司令。我对于这些事件可能引起的后果颇感不安。
在这些意见分歧的分子之间，应当保持某种均势，这对于法国未来的统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致电罗斯福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1月10日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发生变化，以致戴高乐成为唯一的主席，我对此很不满意。我们所承认的组织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其最主要的特色是，吉罗和戴高乐共同担任主席的职务。我建议，在我们一同讨论形势以前，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完全保留的态度。
我希望，在我路过开罗前往德黑兰会议的途中，趁检阅法国的新陆军的机会，把两个互相对立的将军集合在一起。
首相致麦克米伦先生（在阿尔及尔） 1943年11月2日
如果在现在与圣诞节之间，我能够在非洲匀出几天时间，我希望视察一下法国的新陆军。你可以慎重地向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将军双方探听一下，他们是否欣然同意。我们可以在一个下午阅兵，晚上在什么地方过夜，第二天早晨再看一些演习。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作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客人。
我想，他们可能把这件事当作是对他们的一种敬意，这也正是我们的意思。由于许多明显的理由，我在目前还不能确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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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图，由于在叙利亚的“自由法国政权”所采取的粗暴的和悲剧的举动而没有能够实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正式独立，是“自由法国”在1941年年底宣布的。我们已经承认这些共和国，并且在1942年2月委派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前去担任英国公使。然而，在整整一年中，却没有任何进展。两国的内阁都已改组了，但没有举行选举。反法国的敌对情绪增长了。1943年3月，两国都任命了临时政府。7月和8月的选举结果表明，在这两个共和国内，民族主义分子占压倒的多数。多数人要求彻底修改托管宪法。由于“自由法国政权”软弱无能，这就促使当地的政治家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对于法国答允在战后给予独立的诺言毫无信心。10月7日，黎巴嫩政府提议取消法国在共和国的地位。一个月以后，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委员会”，不承认黎巴嫩人有权采取这种片面的行动。卡特鲁将军的代表埃勒先生从阿尔及尔回来以后，下令逮捕黎巴嫩总统和大部分阁员，因此，尤其是在贝鲁特地方，激起了骚乱，最后导致流血惨案。英国内阁对这些事件很为不安。
法国人采取的行动，彻底否定了我们同法国人以及我们同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所缔结的协定。这是与我们所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以及其他许多宣言相抵触的。看来，在整个中东以及阿拉伯世界，这种局势将会遭到歪曲，而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也难免要说，“这是一个什么法国？它一方面屈服于敌人，而另一方面，却又要使其他国家屈从于它。”
因此，我感到英美两国政府应当共同作出强烈的反应。我们在魁北克会议上，曾经给予承认的那个组织的性质，由于戴高乐掌握了全权，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但是，在地中海东部国家中爆发的骚乱，则是另一种性质，并且可以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