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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本是儒家的根基。
儒家的入世精神，首先在于积极参与基层的公共事务、解决具体的问题、创造生命共同体的能动性。如果说儒家有什么现代意义的话，这恐怕是其最重要的现代意义之所在。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各地的基层社会都提出了挑战。人们不得不思考：那些跨国企业，如果对任何地方社会都缺乏责任和承担的话，是否会腐蚀基层共同体的自立？我们是要一个人与人每天早晚问安、彼此关照的步行街？还是要一个没有面目的汽车疾驶而过、车轮溅起的污水泼到了行人身上的大马路？怎样让效率和理性服务于我们的道德情操？怎样使全球化的进程强化而不是削弱面对面社会的亲和力？当你在弄堂里开一个小混饨铺，为你的邻居提供早点时，任何一个孩子吃了你的东西后得病，你都会感到羞耻、内疚，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但是，当你制作的产品漂洋过海，在一个你事先不知道名字的国家毒死了几个儿童时，这些无辜的生命对你而言就是几个干巴巴的数字。你要算的是赔多少钱、丢了多少生意。人的面目消失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怎样建立直面一个生命时所应有的感情？孔孟之学，正是诞生于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急剧转化为背对背的社会的时代，一个温情消失、冷血的理性统治的时代。这与我们面临的时代是何其相似？他们为之而挣扎的问题，也是困惑我们心灵的问题。
当今的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许多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都应该重新讨论。比如，什么是人？什么是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怎样？社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怎样？指导我们生活的原则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孔子面临的问题，也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面临的问题。我们读这些先哲的著作自然感到亲切。人有回归古典的天性。社会变动越剧烈，这种天性中的回归要求就越强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读《论语》的原因。
《学而时习之》 作品相关 序：我读《论语》的态度（1）
此书在《论语》研究中，可以说是一本怪异之书，也许会引来许多批评。我当然欢迎各种各样的批评。不过，为了使批评建立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我事先不妨针对一些可以预见的反应和评论做一个交代。
大部分读者没有见过有人这么读《论语》。许多人甚至无法想象《论语》可以这样读。比如，我围绕着《论语》的若干字句，大谈欧洲中世纪神学中的“国王二体性”、英格兰的宪政精神、亚里斯多德的友情说、柏拉图的“爱”……对于局限于传统学术的人，这些简直是把不相干的内容全扯了进来，完全走了题。
在我看来，这正是历来研究《论语》的最大问题之一。研究《论语》，可以持肯定的态度，也可以持批判的态度。但不管是什么态度，你至少应该了解孔子本人是什么态度。或者说，他如果生活在我们的时代的话，他对《论语》又会是什么态度。西方人常把哲学归结为三个问题：行为的问题，知识的问题，政治（即如何处理行为之间的冲突）的问题。当然，宗教传统中还有信仰的问题。孔子对鬼神存而不问，对知识问题也讨论不深，但是行为问题和政治问题则是他关注的中心。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各种文化中不断被讨论。在这方面不同的观点，只有不停地交锋，才能获得文化的进步。你能想象孔子在他的时代，对别“国”中的学派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吗？孔子是个周游列国的人，是个“好学”的人。他如果知道有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存在，定会以唐僧取经那样的精神去求教。我们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世界文化的汇流，享受着种种资讯的便利，如果仍然封闭自守，拒绝和其他文化对话，还有何面目谈论孔子？
如果你真读一下其他文化中的经典，那么马上就会发现，很少有什么你能说是和《论语》不相干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们试图回答人类世世代代共同面临的一些永恒问题。不同的文明、不同的贤哲，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回答，自然各有其独特的洞见。而最让我惊叹之处，还在于不管文化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贤哲们对他们时代问题的回答却多有“君子所见略同”之处。特别是我在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时，常常从他们的讨论中看到孔子的影子。古希腊人那种自我完善的不竭之精神，是和孔子最能共鸣的地方。西方古典传统与中国古典传统，在这方面有着相当的亲和力。我在美国的十几年生活，也时时证明了这一点。我不觉得这里的文化多么陌生，和我多么格格不入。相反，这里的文化价值就是我追求的价值，也是我们的传统没有被专制文化污染之前所追求的价值。所不同的是，我们的许多价值仅存于上古的理想中，但这些价值还完好地保留在美国社会的现实生活里。
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主要是雅典）的文化明显高于先秦时代的中国文化。通过希腊的古典精神，只会帮助我们挖掘、开发和提升孔子思想的意义。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一直被西方文化相对主义者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所掩盖。拿《论语》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比较一下就知道，仅从表层的数量上来看，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全集大致各相当于现代最高产的教授的著作数量，篇幅各比《论语》多出几十倍。这当然有技术的原因。先秦的书写工具，大致以简牍为主，材料昂贵，使用困难，所占空间过大，无论从写还是读的角度，都不利于长篇大论。古希腊则使用一种源于埃及的莎草纸（Papyrus），由尼罗河流域的一种特殊芦苇的杆部纤维制作而成，更接近于现代的纸张，用起来显然比竹简方便。罗马帝国的行政文书乃至家庭书信也依赖这种材料。乃至这种芦苇一旦欠收，整个帝国就可能陷入行政危机。罗马帝国覆没后欧洲文化的衰微，大概也和阿拉伯帝国对基督教世界禁运这一材料有关。
不过，著作的数量更显示了思想的丰富。古雅典并不仅仅在文字所表现的文明中胜于先秦，从其戏剧、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一直到街头巷尾的谣言、辩论，整个城市是一个滔滔不绝的口语世界。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绝非中国的任何时代可比。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经历了商业革命、文艺复兴，乃至民族国家的崛起。但古希腊的学术水平，直到十七世纪牛顿时代到来之前，也一直没有被超越。这说明古雅典的民主在文化上的创造力，在近代以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更不是其他任何文明所能比拟的。民主在文化上的优越这一基本事实，人类到了十九世纪才不得不承认。
对照希腊贤哲的著作读孔子，对他的敬意便油然而生。孔子并不具有雅典民主中所提供的那种文化环境和思想刺激。但是，他的许多见识，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希腊传统中最精深的大脑不谋而合。只是他讲得非常简单、直觉、感性，缺乏分析和论证。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则能基于同样的直觉，进行详细的论辩，并和不同的反对意见交锋。比如“无友不如己”，孔子仅这么一句话。亚里斯多德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论述，篇幅上就顶得上数部《论语》，自然要博大精深得多。古代圣贤心灵多有相通之处，西方的古典学术，将有助于我们发展儒学的精神。忽视这一点，只能判自己不及格。
所以，我希望批评者们不要谈我讲了许多在他们看来是多么“不相干”的内容，而要集中批评我在哪里谈错了、哪里谈的不足。我希望此书能改变人们读《论语》的方式和态度；我希望我们最终能把《论语》放在世界文化的传统中来讨论。
《学而时习之》 作品相关 序：我读《论语》的态度（2）
也正是在这里，我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我是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从小荒废学业，对中国传统文化训练不足，对西方文化更是一知半解，如何有资格把《论语》放在世界文化的框架中来解读？我对这些文化又知道多少？这才是我写此书时的迟疑之处。最后终于决定下笔，经过了深思熟虑：我尽一生的努力，也无法摆脱无知的状态。人类文化之博大精深，超出任何个体生命所能把握。难道我们永远因此就不说话了吗？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诚实地对待自己的无知。当我觉得能够诚实地对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