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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理性操纵的背对背的社会，日益替代了建立在家族血缘之上的面对面的小共同体。通过权力理性来实现一个人的贪欲、进而把其他人的生命当成这一个最高权力的工具，和在礼让原则的约束下、维持小社区内的亲情、给每个人以自我完善的自由，这两种社会哪一个更理想？当然是后者。孔子选择了孝道，是把人性置于权力理性之上。在这一最大的问题上，他并不糊涂。
但是，他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一个好的制度中，权力理性是可以制约的，绝对权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社会从面对面的小社区过渡到背对背的大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大世界中所产生的公共秩序问题，绝非小社区中基于家庭感情的伦理所能解释和解决。其实，奠定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克里斯提尼，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的雅典，正走向一个背对背的大城邦。但是，人们对家族的忠诚，还是高于对城邦的忠诚。这样，城邦政治只能是大家族之间的私斗。所以他设计的民主制度，通过选区的划分，把家族的势力范围打乱，使人无法通过家族关系实现自己的利益，最终确立了平等的公民对城邦的认同。孔子的政治想象力，似乎跳不出家庭关系的限制。《论语》中也很少提到和雅典公民身份最接近的“国人”的政治角色。他绕开了“国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从这种关系中可能生成的新的公共秩序，试图把孝道延伸到政治中。这等于强化了个人没有选择权利的等级秩序、淡化了陌生人之间的纽带，当然大投后来君主专制的胃口。任何专制主义都希望人们保持着强烈的等级观念，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成为被动的政治人。专制秩序也要求被统治者割断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样就无法联合起来反抗专制的权威。所有这些，恐怕都是孔子所意想不到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西方文化重个人，中国文化重群体等等，是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在古希腊，个人必须在政治体中界定。脱离了城邦无所谓个人，城邦永远高于个人。这比起以家庭来界定个人的中国文化来，“群体”的单位更大。所以，从公共秩序的角度说，中国人相当自由。你除了家庭利益外，几乎可以什么都不管。在中国的大街上，人们见死不救，甚至围观看热闹，自由得很，但是在美国的许多地方，见死不救就犯法了，因为公共秩序和责任高于你的个人自由。说西方人不重视家庭更是荒唐。不久前，我在波士顿附近的家门口看见一辆私人车上写着一行长长的标语：“从一百年后的角度看，你今天开什么车无关紧要，你挣多少钱也无关紧要。有关紧要的是你怎么培养孩子。”这也就是说，你怎么培养孩子，关系到百年后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你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给自己带来了多少舒适，而在于你对人类共同体的贡献。这难道不是家庭价值吗？所不同的是，西方人从人类共同体的公共秩序来界定家庭价值，儒家传统则以家庭价值来界定人类的公共秩序。一个是公，一个是私。说中国人自私，并非没有文化的根据。
简单地总结，可以说，儒家的思想中有宪政的潜力，孔子至少比生活在宪政时代的钱穆离宪政更近。孔子的悲剧，在于他的学说后来被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所利用。但是，他之所以被利用，也说明他的学说本身提供了可以被利用的东西。对此，孔子本人并非没有责任。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文］
孔子说：“那种以花哨的言语、华美的外表而赢得别人喜好的人，很少具有‘仁’的品德。”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中国人的“巧言令色”（1）
［评论：中国人的木讷寡言以及民主社会中的“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这句春秋时代的话，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古文，而是现代汉语的词汇。可见它至今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至深。中国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和这句话相关的地方甚多。在海外观察，就更清楚些。
中国的文化中，对那些喜欢动嘴皮子的人很鄙视。我小时候就被父母说成是“胡搅蛮缠”、“吹牛不上税”、“光说不做”等等。如今在大学里当教授，谋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靠在课堂上或在纸上“吹牛”，命中注定一辈子要有言而无行了。所以，看到《论语》里老说类似的话，心里总想着为自己辩护。对这些话的“评论”，当然就有了偏见，甚至可能有些离题。我这里讲的，大多是中国社会对孔子的理解，未必是孔子的本意。孔子的本意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谁也不清楚。这都怪《论语》记录得太简单破碎。不过，沉默寡言者在我们的社会常常颇受尊重，滔滔不绝者容易被人警惕。这里的“文化密码”，不能说和孔子全无关系。所以，我不妨扯远一些，以我个人的见闻，把我的偏见全“晒”出来，供大家来评论是非。
几年前，曾有位中国留学生到华尔街找工作。他回来对我说：“美国学生常常没有什么过人的技能，但就是能说，一点小事就能吹得天花乱坠，有时在明明不如你的时候也能抢了你的饭碗。”他还告诉我，尽管如此，他最后被六大银行录用，战绩赫赫。他面试时的一个制胜之道，是自己的“真功夫”。比如某银行的招聘者问他一个很“小儿科”的数学题，他不加思索就给出正确答案。对方颇为震惊，告诉他今年面试还没有见有人能算出来过。在这位留学生的眼里，大概那些算不出这么简单的数学题的美国学生都是些“巧言令色”之徒了。
其实，他的经验，有夸张之处。他作为外国人和美国人用人家的“母语”比谁能说，当然是比不过了。这并不证明中国人就不能说。另外，他中学就进了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预备队，数学基础也不是一个商学院的美国学生可以比的，并不能说明整体上中国人就更有实际技能。不过，即使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也常常是术业专精，但为人处世比较沉默，不喜欢争，也不喜欢炫耀。这一点，看看美国华人的职业就明白了：越是不需要说话、技术性越高的职业，比如实验室里的工作，华人就越多。越是耍嘴皮子的工作，比如政治家，华人就越少。说我们的文化是相对沉默的文化，并不为过。
中国人不爱说话，大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文化预设上的：说的多做的少的人，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对他人的贡献夸张，进而得到些非分的报偿。当然还有一类，则是志大才疏，话说得很大，行为跟不上。无论属于那种，这样夸夸其谈的人都是不值得尊重的。相反，沉默寡言者，常常被视为忠厚老实，或者有行动能力，很令人敬重。
这些都是朴实的生活智慧，有跨文化的意义。比如，美国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之士，而更喜欢实干家。不过，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化对言辞表达，特别是口头的表达，不很重视。这一点，和从小让孩子学演讲、学戏剧的美国文化明显不一样。
这种不同的文化态度，当然各有其理由。“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一方面是描述实干的人，另一方面也说明君子让而不争、不屑于计较、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就去吵吵嚷嚷。换个说法，与其把精力放在和人家讨价还价地分饼，不如一声不吭地把饼做大。这样，分的时候哪怕没有花精力去争抢，得到的分额小一点，但因为整个饼已经被你做大了，最后得到的绝对数量可能还多一些。一个社会要是都这么做，大家都埋头做饼，分的时候互相礼让、不斤斤计较，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人们的精力就更多地用于创造财富而非分配财富。整个社会就更有效率。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中国人的“巧言令色”（2）
中国人对这样的智慧，领会得非常精深。看看中国家庭在美国的情况就知道了。比如就种族平权的问题而论，黑人和白人争得很厉害：考大学因为种族不同，录取的标准就不同，黑人的分数线低很多。于是双方又打官司又进行政治动员，闹得不可开交。中国家长的态度则是：费那么大精力闹什么呢？还不如用那精力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最后我的孩子比别人高出一截，你怎么歧视，我的孩子还是要笑到最后的。果然，亚裔占美国人口的5％左右，但在常青藤的学校的学生人口中一般都占20％上下。亚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