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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贵族的封地则由封君征收，战争时由封君率领私卒随王出征，还是守着封建制度的规则。《国语…鲁语》载孔子言：“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讲的是先王规划土地，在借民力而耕种其所治的田地时，要根据人们住的远近而平均分派劳动量；在按户收税时，要估量各家的经济能力；在征用劳力时，则考虑到老幼，所以才让鳏、寡、孤、疾这些人免役。当军旅需要出征时就加征这些赋役，没有军旅之事则不征。这和前述隐公观渔一事中臧僖伯所谏的“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是一个道理。蒍掩在这里“量入修赋”，也就是“量其有无……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所以表达着儒家思想的《左传》才夸奖这种作法是“礼也”。（参见郭仁成：44…46。）
这种度量登记，也许确实是国家将这些经济资源存之于民、无战事则不相扰，但把握这些信息，则与开发、利用相去不远。《管子·乘马篇》中记载了远为具体的兵赋的计算办法：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春秋以来的“山泽川林”之开发（2）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镰缠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泛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
此段译为：
对不产粮食的地、不长树木的山，以正常农地百分之一的比例征税。干枯的湖泊、不长草木的地，也以百分之一的比例征税。另外，荆棘丛生、人也进不去的地方，同样按百分之一的比例征税。浅水的低洼沼泽之地，只要人可以带着镰刀绳索进去，就按九分之一的比例征税。草木茂盛的山，如果其树木可以当建材、可以做轮轴，带着斧头也可以进入，则按九分之一的比例来征税。普通的山，如果其树木可以做棺材或车子，带着斧头也可以进入，就按十分之一的比例征税。河流，如果可以下网捕鱼，就以五分之一的比例征税。树林，如果其树木可以做棺材或车子，带着斧头也可以进入，就按五分之一的比例征税。湖泊，如果可以下网捕鱼，就以五分之一的比例征税。这就叫公平均等地从土地上征税。
《管子》各篇成书时间不一。对各篇的成书过程，又一直聚讼纷纭，有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说西汉，甚至有些（《轻重篇》）还被有些学者定为是王莽时期所成。（增渊龙夫，1997：363；马非百：3…50。）我的看法是，伪书未必因为其伪而失去其价值。第一，伪书反映了伪作时期的社会现实，实足可观；第二，伪书未必彻头彻尾地伪，更可能的是根据所传下来的经典中的只言片语加以附会，其中含有大量真的成分，只是辨别真伪不易而已。上面所引的《乘马》，对赋税的计量颇为详尽，不像是管仲时代的作品，但成于战国时代则大有可能。另外，对“山林川泽”的开发，从战国到西汉都是国家财政的重要议题，说其主要是春秋末年或战国时代到西汉时期的著作，大致不会错。关于上引这篇，暂从增渊龙夫的判断，最早为春秋末，但更可能是战国末年的作品。臧知非则有一段相关的解说，也甚有启发，录以备考：
授田是战国通制，其基本标准是每夫百亩，区别在于秦和六国对山川林泽的处理方式以及军功赐田制有所不同。秦为一心于农战，国家严格控制山川林泽，授予农民的大多是可垦地，官府设置禁苑、牧苑等开发山川林泽，农民只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山川林泽。……而六国对山川林泽的管理模式有异于秦，不是由官府垄断山川林泽统一经营，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折合成良田授给农民。这至少在齐国是如此，如银雀山汉墓竹书《田法》在叙述“地均”之法时云：“邑之名山林可以为田器及可以为国之大器者，县不得之制也。恒山林□□□者，县得制之……大才之用焉，五而当一。山有木，无大才，然后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秃……□□镰得入焉，十而当一。秃尺（斥）津□……网得入焉，七而当一。小溪浴（谷）古（罟）不得入焉，百而当一。美沉泽蒲苇……□□石；百而当一。”所谓“地均”之法就是在授田过程中用授田数量来调节土地质量的差别，以使农民的收入和赋役负担相一致，防止农民因为土地质量的差别而苦乐不均。《管子·乘马》也有相同的记载，也称之为“地均”。（臧知非。）
臧知非显然也假定《乘马》是战国之作，而他的分析比增渊龙夫的概括更细致了一步。他指出对“山林川泽”的经营，各国有所不同，并提出了秦的模式和六国的模式两种。其实，在六国之中，彼此一定又有不同。特别是地广人稀、渔猎而生的楚国，肯定不会和中原地区采用同样的政策。不过，也许是由于史料不足，这方面的研究尚未见到。我们基本的结论是，各国的“山林川泽”都在开发。以《乘马》的文字看，在“山林川泽”中最有利润的资源，就是“网罟得入”的湖泊、河流，说白了就是渔业，其赋税是“五而当一”，其他资源则多是“百而当一”或“十而当一”。《左传》上记隐公迫不及待地要去观鱼者，也就很好理解了。
前面罗列了诸多史料，现在不妨总结一下。周代的礼制，是“氏族的邑共同体”。氏族成为聚邑而居，周围有农地，在外则有若大的荒野，即“山林川泽”，作为公共资源，并非君主所专有。臧僖伯说“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孔子说“量其有无……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都表述共同体的传统对君主利用这些资源的限制。隐公观鱼是公元前718年的事情，公元前548年的齐国之乱中，崔杼杀了齐庄公，我们在“学而”的［研究］中已经做了讨论。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庄公而自杀的，有位“侍鱼者”申蒯和其手下的“宰”。《左传》对此着墨甚多，而且把他们归之于庄公个人的亲信，而非晏婴这样的社稷之臣。显然，那时的齐国，“侍鱼者”经营着完全属于君主的渔业，而且下面设“宰”，已经有了一定的行政层级，规模不会太小。如前所述，那时也正是“千乘之国”崛起的兼并时代。这也怪不得，《管子》中后来把渔业以“五而当一”的比例作为赋税之源，大概是耕地之外最大的税源之一了。同年，楚蒍又为楚国令尹子木作赋，掌握“山林川泽”的资源，以备不时之需。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专制君主为什么成为胜者？（1）
那么，君主何以逐渐得手、把公共财富据为己有、进而以此创造了专制主义的财政基盘呢？我看主要有两点：第一，公有资源，不像耕种的土地，不是哪个家庭传统的私有权利；君主占用时，对社会既得利益的侵犯不是那么直接，遇到的抵抗也比较小。如果把国人的耕地拿去充公，则另当别论了，因为那时国人有相当的政治权利，不能轻易得罪。当年英王为满足战时的财政需求，也无法在土地上加税，因为那触犯了地主阶层的既得利益。这种既得利益又由国会代表，制约着王权；英王也只好在商业领域开辟新的财源，特别是授权本国的武装民船（privateer）劫掠西班牙等国的商业船队，分享其利润。那时的国际海域，也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山林川泽”吧？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多有相同之处，不同的多是形式而已。
第二，周礼所规定的传统秩序，也给君主留下了合法垄断“山林川泽”的缝隙。“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为了大事，君主可以动用“山林川泽”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一来是传统的民田所无法提供，二来在传统民田上加征，使国人负担太重，当然利用公有资源是最佳的办法。这一点，甚至在法家学派的《商君书》里也有发展，构成了《俫民》中呼吁开垦荒地、减轻秦民负担的理论基础。
那么，君主要合法地垄断这些资源，关键是创造一些“大事”。“祀”有固定的规格，不能轻易扩张；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