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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陈来
2001…10…31 15：37：19
凤凰卫视之世纪大讲堂：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陈来
主持人：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您问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哲学好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学问，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哲学多少带点洋味道，那今天呢，有人提出哲学也要现代化和民族化，这位大师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来教授，好，有请陈教授上场。
陈 来：你好，阿忆。
主持人：请坐。我听人说，如果是您跟一个哲学以外的老师说话的话，这个老师都会笑。但是如果您跟哲学老师说话呢，哲学老师只能是眼睛里发出深邃的光，一般是不会笑的。
陈 来：北大校庆的时候，有个记者也叫阿什么，阿旭大概是。
主持人：跟我的姓是一样的。
陈 来：给我照一张相，不许我笑，要我表现出一个深邃的、冷峻的目光。
主持人：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轻易搜索，就可以看到您穿着风衣，在燕南园里（的照片）。
陈 来：没错，就是那张。
主持人：而且不管是在哪个网站去搜索，搜索您的第一条信息，就是这张照片。
陈 来：其实那根本不是我的性格。
主持人：您的性格是老笑。
陈 来：我的性格其实很随和，而且不能说喜欢笑吧，但是也不排斥笑。
主持人：让我们了解您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哲学的想法的？
陈 来：我哲学意识应该是1969年。
主持人：1969年，您是？
陈 来：1969年那个时候，我是上山下乡，那时候我到内蒙古西部。
主持人：您在那么苦的地方，大家都是想弄个萝卜吃一吃就很好了，您在想哲学问题？
陈 来：那个时候虽然谈不上温饱吧，但是大家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是很高。而那个时候呢，社会环境啊，给大家造成一个力量，就是促使大家去学习这些东西，特别是哲学。当然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好啊，毛泽东思想也好啊，那个时候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那个时候开始有哲学的这些想法。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的本科是工学士。
陈 来：没错。
主持人：怎么没有当时就报哲学呢？
陈 来：因为我上大学那个时候，是不能自己选择志愿的，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那个时候上面给你分配哪一个地方去上学，那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主持人：那读这四年地质的时候您是不是非常痛苦？因为您也不喜欢它，是党给您派去的。
陈 来：那倒也不是，因为我对知识本身是有兴趣，虽然那不是我自己最心仪的专业，但是很多的知识对我来讲是新的，好多知识呢，也都是我自己自学的，所以大部分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的课程，我都是在这门课程的前一个学期甚至前两个学期就自己自学完了。所以很少有的课程是我被动的听老师学的，都是自己主动的把它学习来的。
主持人：那您当时地质学得好吗？
陈 来：因为我们那个专业一方面是地质类的课程，另一方面很多机械类的课程。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掌握起来不是那么难，我也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同时呢，我在当时那个时代，那时候叫又红又专嘛，就是你除了这些课，学的专业知识以外，还要寻求一些人生理想，所以我在当时的工科院校也念了很多很多的哲学的书，当然也包括历史，经济这方面的书。
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学哲学了？
陈 来：真正呢，当然是到1978年开始。
主持人：1978年您又考上了研究生了。
陈 来：研究生。这是1978年开始恢复中国的研究生制度，第一年我就考入北大。
主持人：谁是您的导师呢？
陈 来：我的导师是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那很幸运。研究生完了以后又接着读博士了？
陈 来：没有，研究生念完了以后，到1981年我就开始在北大教书了，因为那个时候北大没有开始文科的博士的招生制度，所以到我教书的一年多以后，才又开始，这个时候我才转变为博士生的身份。
主持人：导师是谁呢？
陈 来：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还是他，真是幸运。听到陈来老师这么幸运，我们也就能猜到，在一个大师的领导下，指导下，他能够把学问做得非常好，下面咱们就听听他这个好的学问是怎么化做了他今天的讲演，他的讲演题目叫《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好，有请。
陈 来：大家好，其实这个题目呢，《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我今天主要谈的还是民族化的方面，里面又牵扯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说从整个文化来讲，不仅是哲学，应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课题。
我们看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奋起、奋争，寻求现代化的一部历史。因此呢，可以说追求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我想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切身体会到。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可以看作具有五千年历史和渊源的中国文化，它在受到冲击，处于失落，这样一个逆境里面，不断地寻求奋起，寻求新的自我肯定的这样一段历史。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在文化上面，除了现代化的意识出现以外，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意识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哲学上来看，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化的这个观念，它或隐或显的，影响到许多哲学家，他们关于哲学的那个理解，成为他们建构自己哲学的重要的动力。
那么另一方面呢，怎么使这个哲学的工作能够呈现出民族化的特点，也是很多的哲学工作者，他们内心没有间断的一个内在的冲动，而且随着这个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体现为各种不同的诉求和实践。这个现象呢，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因为新的世纪到来，我们可以展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前景是越来越灿烂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从前不太被注意的，关于这个文化的民族化的问题，我想现在提到日程上来了。
今天因为这个课题很大，我们只能就一个小的方面，提出一些浅显的例子，特别集中在我们北大的已故的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的一些思考上面，来跟大家做讨论。第一个，我想回顾一个现象，这是一个具体的讨论吧，就是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现代化这是个主流，民族化的问题呢，考虑得比较少。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有两个著名的哲学家，一个就是冯友兰先生，一个是金岳霖先生，这两位先生呢，就注意到有一个现象，他们就做这样一个讨论，就是说呢，比如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可是我们不会说，化学的民族化，电子学的民族化，我们不会提这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在那个时代，三十年代的时候，冯先生和金先生呢，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语言里面，经常会说，英国哲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德国哲学，可是我们比较少说英国化学，德国化学，这个我们比较少，这个语言现象怎么解释？那么他就做了一个叫“的”和“底”的分别，底就是瓶子底的那个底，汉语发言，在口语上都叫“de”，但是在文字上面有这个分别。他说，当我们说英国文学、德国文学，这个时候呢，我们讲的是英国底哲学，德国底哲学，或者英国底文学，德国底文学，这个“底”呢是一个形容词的意思，表示这个学术形态呢，它有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一个特性。那么当我们说英国化学或者德国化学的时候，不是指英国底化学，我们只是说英国的化学，德国的化学，这是什么意思呢？“的”在这个里面是一个所属的关系，表示我在这个地方发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并不表示说，它跟英国的语言，跟德国的语言，英国和德国的文化传统有什么特别密切的内在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呢，从这儿讨论，他们就发现“的”和“底”的用法，可以演变出一套宏观的理论，就是我们在人文科学里面呢，有很多很多都可以用到“底”的，特别是文学，因为文学是要用特定的民族的语言，那么哪种语言里面有它自己这种民族语言的一种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