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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广义地看文化，文化的这种冲突、变化，这种情况来讲，他说文化的这种差异，和对待差异，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和不同，一种呢，这个文化的不同呢，是属于程度的不同，那么这种程度的不同呢，应该把程度低的改进为程度高的。比方说，牛车和汽车，牛车和汽车这个是程度的不同，那么牛车
呢，就应该改进为汽车，这是文化的程度上的差异，那么这里面，现代和全球化非常有意义，我想我们这一个世纪以来做的工作，都是很重要，要谋求这个东西。另外，他说，有些东西呢，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是这种程度上的不同，是什么呢？是花样上的不同。你喜欢意大利歌剧，那我喜欢京剧。你喜欢吃这个烤猪排，我喜欢吃酸菜鱼，变成这样，变成一种文化的花样的不同，这种花样的不同呢，照冯友兰先生的看法，花样的不同，不是程度的不同，所以不存在哪一方面要改进在哪一方面，这是一个互相对话，互相理解，那么当然，也可以相互吸收，相互学习，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照冯先生的这个看法，我们对全球化也可以说有类似的看法，凡是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促进，能够使我们这些程度低的改进为程度高的东西，那我们要举双手欢迎全球化，促进全球化。但是如果全球化同时带来一种危险，会消解一切民族文化，把一些地方性的民族文化全部拉平，那么这样的倾向，我们在欢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有所警惕，我们也要注重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危险面前，怎么样能够注重来发掘和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性，用我们自己的身份来讲，中国性这个问题。
刚才我讲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但是我的主题呢，因为时间的限制，和我个人研究的专业方向，我们是侧重在民族化这个方向。那么由于强调民族化呢，我们比较注重中国底哲学和那个中国哲学，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说哲学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做哲学，只能发展这种，不是这样。那么哲学在中国这个方向，我们同样也要大力发展，要继续发展。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在继续促进现代化、全球化的同时，我们觉得这一个方向应该受到大家较多的重视，我们要重新挖掘和总结二十世纪那些自觉地寻求哲学的中国性的重建，这些人，我们要总结他们的工作，看看他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哪些思考，那么这些思考有没有什么道理。那么我们当然看到，在这一支发展中，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象我们刚才提到的冯友兰先生，那么在冯友兰先生之外，也有其他的许多先生，比如说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以及所谓有些新儒家哲学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它跟冯先生的工作可能不太相同，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几位先生，他们可能不是说仅仅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些资料和材料，而是注重中国哲学的那些精神的方向，那么以中国哲学内在的精神方向为依归，或者以中国哲学固有的那些观念和理念为主张，比照西方哲学的这些观念，把它加以阐发，把它加以表达。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想继续推进这个方向的研究和发展，我们要总结他们的经验，要了解他们在这里面的一些苦心和成败，这有益于我们今后我们自己的哲学建设的工作。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讲几句话，就是当代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显示出根源性、民族性、地方性，这些东西，和世界性、普遍性、现代性，这两组东西不是启蒙时代所理解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那种对立，而越来越被大家理解成为一种我们叫做对立的统一这样一种辩证的关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也就是说可以普遍化的。所以作为我们在参与迎接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个成员，我们在一方面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同时，要深入的思考，考虑怎么样进一步的挖掘、再现和重建中国文化的中国性。这是我今天讲的一个基本的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先看一下来自凤凰网站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一个叫做“思想被我三姨所控制”的网友提的，他说，我真的认为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我的这个想法来源于我的三姨，有一天，我朋友结婚，我给他们买了一束鲜花，回家后，我姨问我，买花干啥，我说朋友结婚送礼。三姨回答，要是我，就不买那东西，我买两瓶水果罐头。我蓦然发现，这就是中国现实，她连鲜花都不喜欢，何况是哲学？您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两个哲学实用的好例子，说服我，我再去说服我三姨。
陈 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哲学有没有实用性。那哲学的实用性是要比较广义的看，比如说哲学包括很多的门类，哲学里面包括很多的门类，不是我们现在、以前所讲的，只是一个对世界普遍规律的一个了解，不是那么简单。比如哲学里面有一门学问叫做伦理学，伦理学是讨论怎么样做人的问题，这个是很实际，这就是很古老的学问，你到哪里，在我们中国社会里要碰到做人的问题，哲学，特别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是要跟你讨论怎么样做人，做人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这就是一个很实用的。比如说，象新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有所谓的克隆人，这类的问题，克隆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引起很多叫做生命伦理，一些新的伦理学的问题，那么哲学有一支就是伦理学，伦理学就要讨论这些课题，研究这些问题，这个就是很实用的。那么再比如说，哲学有一个门类是美学，美学当然是在理论上讨论审美的，但是美学呢，也跟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有很多很密切的关系。
观 众：陈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以前一般的观点都认为，中国的哲学就是一种儒家的思想，但是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哲学占过统治地位，因为在象秦朝以前是百家争鸣，秦朝法家占统治地位，然后汉朝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种改造，这时候它已经不是原来那种真正的儒家思想了，到唐宋时期，然后佛家，还有一些宗教思想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然后到明清，中国正统的哲学思想已经不太明显，这种概念非常模糊了，您对这种观点是怎么看的？中国究竟有没有一个哲学真正占过统治地位？
陈 来：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它是有发展过程，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理解里面是要允许它发展的，不能说，儒家只能是孔子和孟子讲的那个，如果讲得比孔子、孟子多了就不是儒家了，比如说董仲舒，董仲舒他讲当然跟孔子、孟子那个时代有点不同，他吸收了一些阴阳家的讲法，吸收了一些别的东西，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甚至某些，当时的那些比较原始的自然科学的一种讲法，这种感应论，这种讲法。但是不等于说他就不是儒家。那么到宋代以后，就是所谓宋明理学，宋明理学里面也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很多佛教的一些理论思维，但是这不等于它就不是儒家，所以儒家本身它是有一个发展的。那么至于说，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哲学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呢，当然是各个时代不一样，这不能有一以贯之的讲法，比如说在先秦，先秦是百家争鸣嘛，但是百家争鸣里面呢，虽然有比较主要的，比如百家争鸣里面，在早期是儒墨，儒家和墨家，儒墨为显学，这两家势力最大。你刚才讲了，到秦国的时候，法家呢，通过政治取得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时间比较短。那么到魏晋的时候，是新道家出现，玄学，玄学是新道家出现，到了隋唐，当然佛教的影响是比较大。但是如果我们看，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以后，这段历史，这个酝酿着新的变化里面，儒家思想可以说占了一个最重要的地位，虽然这个时代里面还是有佛教、有道教，有所谓儒释道三教，甚至还有三教合一的提法，到了明代的后期。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可以说儒家思想就占了比较主导的、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它的新的形式，所谓新儒学，就是理学，而且一直接续到我们的所谓前近代，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近代最近的传统，我们现在最近的传统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应该实事求是，应该承认这个。
观 众：您刚才说冯友兰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哲学为素材，引用西方近代哲学观点来审视来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