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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开放观念之出现实始于当时已掌握中国海关四十余年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和他的助手黑卜斯莱（Alfred E。 Hippisley）。英人于「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期间强夺了中国海关，原是一种破坏「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的非法行为，曾为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歇尔（Humphrey Marshall）所强烈反对。但是到一八九七年当德俄等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搞非法的势力范围时，英国人为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乃倒打一耙，反说他们破坏「条约体制」；英国因而要联合美国，替中国主持公道，甚至为中国助练新军，来维护这个「条约体制」！门户开放的原始基础便是从这个「维护条约体制」的观念开始的。
长话短话。英国为着促使美国支持英国政策，它首先是在亲英的美国社团和政客中「造势」（今日台湾政坛通行的术语）。一八九九年二月因有英国财界议绅贝思福（Lord Charles Beresford）在美国鼓吹门户开放，英美合作的巡行演说。真是天如人愿，当他们正在造势的中途，便发生了上述的「美西战争」，把全美政客和媒体的注意力都吸向远东去。美国既占有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英美如一旦携手，则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海（黄海、南中国海和地中海）使是他们两国的天下了。
美西战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气焰熏天。他们也主动拉拢英国。英美携手，则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就变成一边倒。纵使俄德法日对中国仍有瓜分的企图，英美二国只要消极的示意不参加，他们就得赶快住手；坚决说「否」，其它列强也就赶快表态公开声明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这就使「门户开放政策」从「维护条约体制」，升级成为英美保险公司，担保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甚至担保胡作非为的慈禧老太后，也不必向儿子「归政」了。
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英国是最重实际利益，最有远见，其手腕也是最能屈能伸，恰到好处的。吾读英国外交史，真未见其有严重「败笔」也。纵使是后来的「慕尼黑」，那也是对一个有心理病态的独裁者的估计错误，而非正常外交政策的失败。
英国人搞外交之有如此高超的段数，我想是它全民族政治成熟的结果。他们搞国际政治发育最早；成熟也早。整个外交政策之逐步落实，是它全民族智能的产品。不像美国专靠几个锋头人物；或我们中国专靠几个独夫独妇「一句闲话」也。
深沉的英国人都知道，肤浅的美国人都是有自大狂的。对中国搞门户开放，是不能采取英国主动、美国追随的 Anglo－American 方式；相反的，他们要搞个 American－British 的顺序，使美国领先，英国追随，则美国牧童就一马当先，勇往直前了。
英国这一计「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当海氏于一八九九年九月电送《门户开放照会》至英伦时，唐宁街政客还半推半就地来个「有条件的接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条件」者何，说穿了就是「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一般美国佬（包括若干历史家！）都以为英国支持美国政策而大乐；约翰黄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场而心满意足。
朋友，和英国佬办外交，要读书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气、拍桌子，有个屁用！
李鸿章段数也不低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
在庚子年间，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侧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近代中国堪称为「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二人。不幸周公受制于一个不学有术的暴君。因此他和一辈子稀泥而长才不展，庶民沟壑，真国族之不幸。
李鸿章则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人物收场。周、李二人都是办「外交」而受制于「内交」，夫复何言！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的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是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二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
鸿章此时一身系国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 diplomacy 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附注】义和团所要杀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鸿章、奕劻和荣禄。李实居首。奕、荣二人则互补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周总理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风派，更没有变节，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附拄】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云云（见美国务院公布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原档）。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实的高干子弟。乱政则有之，控制则未必。他们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老干部的水鸟政策，是莫名其妙的。（文革期间那个四人帮和这个四人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鸿章很快的就与奕劻、荣禄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来。奕劻、荣禄原都是李的政敌，但此时救命要紧，他二人暗中对李鸿章是言听计从的。他二人对西后的私语，其影响力亦不在载漪、载勋之下。
这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己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时六日，而济南在袁世凯治下，与各省会各商埠，则电讯畅通。所以华南各地与北京往返讯息需时八天（见李鸿章与驻沪美国总领事古德纳谈话记录，载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古氏对国务院之密电）。鸿章并派遣儿子经述长驻济南，观察京津并监管电讯。因此，李氏对国内外讯息的掌握，都相当正确而完备；可说是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七月十六日鸿章自袁世凯电报中得知慈禧已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任，七月十七日遂力疾北上，二十二日抵上海，就正式进入外交前线了。
棋高一着，逼手逼脚
笔者在前节已交代过，庚子年间列国对华外交是各有其既定政策；他们在彼此之间是互争短长，永不罢休的。可是他们对中国朝野的反应如何，则一向是耳边风，绝不买帐的。中国的外交家，纵使本事通天，你所可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他们之间，搞一点挑拨离间的工作，使他们鹬蚌相争，你收点渔翁之利。所幸的是他们之间的鹬蚌之争是永不休止的，而我们的李鸿章（周恩来也是如此）却正是个搞以夷制夷闻名世界的高手。
笔者落笔至此，心有余酸。盖二次大战之末，当罗、邱、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