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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柑橘园曾经被黑手党控制着，榨取柑橘园的收入。从这个地方望去，一排排树木绵延生长在西亚古力和克罗齐贝尔德·贾尔迪尼的山坡上，这两个地方是格雷科家族的地盘，格雷科的两个家族在1946…1947年期间在此发生过争斗。维拉巴泰就在山的脚下，镇上有一个古老的黑手党家族，该家族自打黑手党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维拉巴泰的西面是布兰卡乔，这是一个新工业区同时也是一个权力根本无法涉足的地方。当地的宪兵驻地就是一幢从当地黑手党手中没收的别墅。这幢别墅戒备森严，军事警察接管别墅的时候仅仅需在门口张贴一块新的牌子。布兰卡乔和维拉巴泰之外是一片宽广的大海，一眼望不到边。巴勒莫远在海岸线的西边，城里的钢筋水泥建筑一直往东延伸，一直绵延至内陆的那些曾经独立的城镇与村庄。当记者问到一个布兰卡乔的黑手党叛变者该如何对付“我们的事业”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在通向两亚古力的两条道路上部署好军队然后开始射击就行了。“那里遍地都是黑手党分子”，他说。
这座西亚古力纪念碑除了向我们展示当地的风景全貌之外，也是黑手党历史转折点的标志。纪念碑上刻着的日期是1963年6月30日。就在那天上午，一名男子打电话给巴勒莫警察总部说，一辆汽车停在了这座纪念碑正矗立着的这块土地上。这款车是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一个轮胎已经扁了，车门全都敞开着。很明显这种情形意味着什么：当天上午早些时候，一个汽车炸弹在维拉巴泰爆炸，一名面包师和一名机修工死亡，爆炸的车辆是一部朱列塔汽车。接到报警后，警察和宪兵迅速作出反应，开着车在当时那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找到了那辆丢弃的汽车。车的后座上，一罐丁烷以及一根拴在上面被烧毁的导火索清晰可见。一看到这辆车，他们就封锁周边地区并找来了军队工程师。两小时之后，两名拆弹专家赶到，剪断导火索，并宣布这辆车可以放心靠近了。但当马里奥·马洛萨中尉检查后备箱时，他却引爆了里面装有的大量炸药。他和其他六人被炸成碎片，方圆几百米的柑橘林被火烤得树皮脱落。
当然，在1963年6月30日之前，巴勒莫的街道上也发生过流血事件。1956…1957年间，两个黑手党家族发生残酷的冲突，当时正值巴勒莫零售市场从一个家族的地盘转移到另一个家族的地盘。但是大部分的旁观者都相对比较冷漠。正如罗马的一家保守派报纸在当时所评论的那样：“归根结底，相互消灭是一个能为巴勒莫公共秩序带来福祉的好方法……这些西西里最后的残余犯罪分子正在主动消灭他们自己。”
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后，没有人再耸耸肩膀无动于衷地争辩说“他们在自相残杀”或者黑手党只不过是在做垂死挣扎。报纸将其准确地称为自“最后的匪徒”萨尔瓦多·朱利亚诺时代以来最严重的犯罪。警察立即对该事件做出回应，7月2日晚上就将维拉巴泰和西亚古力包围，火箭弹将街道照得通明，逮捕了40人并没收大量武器。这仅仅是“铁血长官”时代以来最大规模围捕嫌疑犯行动的开始。西亚古力悲剧发生后的第三天，据估计有十万群众顶着炎炎烈日跟随着七名遇害者的空棺来到巴勒莫大教堂，内政部长也在其中，要严肃处理黑手党问题的政治压力已变得不可阻挡。
西亚古力汽车爆炸案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点。在此之前，每一代意大利人似乎注定“发现”黑手党的存在，就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黑手党似的。塔亚尼在1875年对议会所做的演讲、1893年诺塔巴托洛谋杀案和铁血长官的法西斯“清洗”运动，面对每一次残暴杀戮或者政治危机，我们要重新从头开始理解黑手党这个问题。每次当冷漠、愤世嫉俗的政治活动和犯罪同谋重申自己的主张时，对黑手党的认识便再次瓦解成杂乱的废墟。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后，意大利开始慢慢痛苦困惑地知道学习如何从历史中如何汲取教训了。
1963年6月30日的暴行也是“我们的事业”的转折点。它终结了著名的“第一次黑手党战争”，这个称呼本身暴露出意大利的历史记忆是如何的短暂。随之而来的镇压使君子们不仅在意大利而且还在世界各地分散开来。然而时至今日，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是谁在1963年的那天上午丢弃了那辆朱列塔汽车。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因为谋杀这七位国家公务人员而被绳之以法，他们的名字就刻在西亚古力的粉色大理石上。然而，有一个人仍然被强烈地怀疑为凶手，他就是多玛索·布西达。
就像20年代的芝加哥？第一次黑手党战争
1962年末至1963年初，爆炸、汽车追逐和枪战等突然成为巴勒莫经常发生的事件。报纸上说，西西里的首府变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无意中带着一股讽刺的意味。乍看之下，1962年…1963年的战争确实像芝加哥风格一样老套。顺手从英美书店真实犯罪书籍类别里找一本书，就能读到类似的惹人生厌的匪徒故事。换句话说，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报复性谋杀。但是，黑手党内部的冲突从来都是难以预测的。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欺骗和政治像枪炮和炸弹一样重要。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很可能是最狡诈的战争之一。
关于这一战争的第一个“芝加哥”故事版本据说是这样的。人们根据主要的参战者推断，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是“旧派”黑手党与“新派”黑手党之间的争斗，是在受人尊敬的拥有土地的老板们与靠毒品和水泥生意而暴富的年轻鲁莽的暴徒之间展开的一场争斗。一方面，有人指出，西亚古力老板的儿子“小鸟”萨尔瓦多·格雷科于1946年被格雷科·皮杜中尉杀害。换句话说，“小鸟”是“我们的事业”最受人尊敬的那个家族的子孙。与这一高贵的血统对抗的是安杰洛·拉·巴贝拉，他是巴勒莫中心的老板。安杰洛和他的弟弟萨尔瓦多出身寒微，他们的父亲靠卖柴火谋生。他们从街头罪犯开始一点点在组织内部得到提拔，并在巴勒莫建筑热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杰洛·拉·巴贝拉的大部分地盘位于巴勒莫建筑热潮一开始集中的利伯塔附近，他还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少壮派萨尔沃·利马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
安杰洛·拉·巴贝拉到底是否真像他看起来的那样是一名“新”黑手党成员，我们还真得仔细地观察他这个人物。事实上，巴贝拉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事件发生几年之后被关押在监狱岛上，在此期间他接受了意大利驻英国记者盖亚·塞尔瓦迪奥的采访，成为了塞尔瓦迪奥一系列精彩访谈的对象。
塞尔瓦迪奥立刻就被拉·巴贝拉的精明的面部特征、圆滑的优雅以及那副“狼牙”所吸引，但是这个男人身体特征之外的一切仍然是一个谜。塞尔瓦迪奥非常勇敢、敬业和精明，若是她对拉·巴贝拉的采访称不上“亲密”的话，那一定不是她的错。拉·巴贝拉接受采访时正在等待接受谋杀审判，没有一名等待接受谋杀审判的匪徒愿意交代大量犯罪事实，这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之所以安杰洛·拉·巴贝拉的个人身份特征没有记录在塞尔瓦迪奥笔下，有人怀疑更为深刻的目的是，他可能没有多少个人身份特征可被记录。
拉·巴贝拉这名黑手党分子的举止行为就像中国古代皇宫大臣一样的严格模式化。塞尔瓦迪奥观察到拉·巴贝拉做的每件事情都风度翩翩：他迈着缓慢而又整齐地步伐，让人感觉十分吃力；他即使说话慷慨时也面无表情，还习惯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拉·巴贝拉还被他的采访者称为一名“聪明的疑病症患者”，这种病症不失为拖延法庭听证会的一个好计谋。人们很难确切地了解这一切，但他所有的举止行为似乎都是从古老的黑手党传统行为模式中学来的。人们可能只想知道他的仪态身姿是如何仔细地模仿19世纪70年代“沉默寡言、骄傲自大和谨小慎微的”安东尼诺·贾莫纳。安杰洛·拉·巴贝拉很可能是一名“新”黑手党成员，但他确保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老黑手党分子的做派。
对于安杰洛·拉·巴贝拉这样家境贫寒而又十分努力的年青人来说，“我们的事业”被看作是社会晋升的阶梯一点都不令人奇怪。黑手党一直是暴力精英云集的组织。实际上，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各方，既有贵族也有穷小子。“小鸟”格雷科的盟友卢西阿诺·莱焦出身于卑微的农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