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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速筹备中央合作金库，根据陈果夫的建议，国民党中央于1945年底，成立了一个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由陈果夫、陈立夫、谷正纲等人任委员。
有人推举陈果夫担任主任委员，而陈果夫竟力推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立夫担任。
陈果夫用心良苦，称自已一是常病，难以实际领导，二则可使陈立夫利用合作社，加速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但是，大家认为陈立夫从未参加过合作运动，没有搞合作的经验，因而，仍荐陈果夫为主任季员。
1945年10月，陈果夫当选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成立中央合作金库。于是，国民政府采纳了陈果夫搁浅了5年的提案，决定建立中央合作金库。
1946年8月，蒋介石终于作出决定，以“合作事业有利于实行三民主义”，有助于“绥靖区的恢复”为由，拨款100亿元，批准成立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担任中央合作金库的理事长，寿免成任总经理。
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正式开业，不久即加入四行联合办事处。
在开业典礼上，陈果夫向大会致词：“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合着公利与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的康庄大道。”
按照蒋介石与陈果夫的设计，中央合作金库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绥靖区内以经济力量来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行动。
他们打算以中央合作金库为龙头，然后逐步将这一事业推向全国，在5年的时间里，将成立各级全作金库16000多个，建立35万个合作社。
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成立总库后，即先在上海成立分库和信托部，然后再在其它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库，尽可能在全国建立起金融网。这个金融网在全国办理汇兑，吸收存款，并办理绥靖区以外较安全地区的合作贷款。
陈果夫为什么对合作金库如此感兴趣呢？按说蒋介石、陈果夫手里已经有了一个万能的农民银行，这个银行已经将多行多业的业务抓得紧紧的，对蒋介石军队的支持干得好好的，现在成立合作金库，不是多此一举吗？
实际上，陈果夫与陈立夫办中央合作金库自有一番周到的考虑。
首先，二陈早就想在金融界压倒孔、宋。当时全国的金融机关中央级有6个，二陈已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由陈果夫的亲信赵棣华担任，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也换上了CC派人物，现在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合作金库，那么，二陈的发展趋势可台超过孔。宋，仟然成了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红人。
其次，农民银行当然是一个职能较大的金融机构，然而当初给它挂了一个“农”
字的头衔，这就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
农行的业务尽管不止于“农”，这本无大事，可总有那么一些不怕死的“刁民”，抓住农行超轨业务，使得陈果夫的脸皮难以放下。
建立一个合作金库，就方便多了，合作是没有界限的，农业可以合作，工业可以合作，金融、商贸、保险、加工、交通运输等，哪个行业都可以合作，就是说，只要是赚钱的，合作金库无任何限制。
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秩序混乱，陈果夫不敢明目张胆地利用农民银行来做违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库大肆套购物资，搞投机倒把活动。
后为，合作金库还与农民银行共同分担了国民党军队代购粮饷的任务，这就把合作贷款变成向农民购粮的条件，受剥夺的仍然是农民。
1948年，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曾经召开过由总库、分库、分支库高级干部参加的业务会议。
会议检查两年来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以来只办了两件事，一是大量吸收农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库来，二是为国民政府收购军粮，以维持前方的战事。
至于原来标榜的向农民贷款，支持农村的合作事业，基本上没怎么做。事实上业务部门两年间所办的贷款里面，合作贷款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说完全是空谈。
正是由于一方面截留国库所拨专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农村存款，所以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久，就显示出它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可图。
这就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对此眼红。蒋经国极力想挤进合作金库，便向陈果夫推荐他的信徒黄密任上海分库的经理，陈果夫一看来者不善，不但坚决回绝了蒋经国的推荐，而且亲自任命CC骨干张道藩的亲戚徐义衡任经理。
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便将黄密委任为上海信托部的经理，并时刻置于CC派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
陈果夫常年有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合作金库大事小事，都想过问，不容他人染指，但又苦于力不从心。因此，他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并得到同意，于1947年成立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由于陈立夫没有出任主任委员，这样一来，陈果夫反倒作茧自缚，有什么事得通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了。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到三年，便随着他们反革命内战的失败而彻底完蛋，在其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并不是陈果夫所标榜的那样，改造社会，使能达成公平管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满生活，使社会经济问题整个解决。而实际上大发横财的是陈氏兄弟，并成为孔。宋在金融财问争夺权力的工具。
仅仅建立起银行金融系统，还不能与孔、宋家族相匹配，陈果夫当然不满足于此，他要充分运用他的职权，进行更大的活动。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接收、投资、人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冠以“党营事业”的美名。
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党员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是可以列人预算，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被取消，为了保证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国民党以团体的名义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叫“党营企业”。
由于陈果夫奏称“党营企业”，只为解决国民党的活动经费，所以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实际上，早在陈果夫任职农民银行之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做出决定，认为“宪政即将实施“，国民党将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不是党政一家的机构，即党政分开了，因此必须自筹党费。
大会通过了一个筹措党费决议案，其中心议题是建立党营事业，以其收入提供党的活动经费。按照这个决议案，对中央财务委员会进行改组。
1945年11月12日，陈果夫成为改组后的中财委主任委员。为国民党自筹党费，这就成了陈果夫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陈果夫打着这个金字招牌，干开了他的“被人称道”的党营事业。
抗战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分，有利要争，遇事相倭，形成无组织状态，因此，“接收”被当时人称为“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难怪有人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党政高级委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场抢劫财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为“党营事业。”。
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了，虽然党内多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得通过，决定接收敌伪工商业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名正言顺地接收了。
可接收的财富实在太多了，陈果夫不失时机，瞒住了那些大有发展前途的日伪大中型企业。以他的派头，一哄二诈三压，一个个的日伪企业就变成了陈果夫的党营企业。
陈果夫是在金融方面首先接收了日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