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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聆训”的同时，北平“诚社”和北平各中华复兴社联合煽动北平大中院校落后学生组织“献剑团”，到南京给蒋介石献剑。参加“献剑团”的共30人，其中中华复兴社分子占20名，“诚社”分子占10名，参团人员统一服装，往返路费由公款负担。献剑时所用之剑及献剑词都由中华复兴社准备。该团团长为吴保三，预定献剑时由吴保三宣读献剑词，由“诚社”中选派一人捧剑上献。预定由北平到南京后，于1936年1月15日向蒋介石献剑。但1月15日正值蒋介石“聆训”，他讲话离不开，于是，委托贺衷寒代为受剑。这样，向蒋介石献剑，就成了祝贺衷寒献剑。
在1935年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后，12月17日晚上，中央大学七个学院32个科系的学生代表集会，做出了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决议。事情为南京“三民主义大同盟”分子所知，他们连夜开会商量对策。本来学生代表会议议定18日晨吕时集合全校同学传达决议，刚到7时，“同盟”分子敲响了紧急集合钟，并在同学陆续走向礼堂时，先行占好了便于控制会场的位子。会议开始后，未等学生会代表把话讲完，“同盟”分子刘伯谦根据事先定好的基调，以及“左”的口吻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意见，并且号召解散原学生会，成立援救北平同学的“中央大学学生救国会”。接着，事先准备好的“同盟”分子纷纷发言响应，改选学生代表和主席团一下子便成了事实。在改选中，“同盟”的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当选。这样，南京中央大学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活动一开始就陷入了CC分子的控制之中。
1935年12月18日，南京各校学生决定下午举行游行示威，由于无法阻止，徐恩曾派项本善命令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和复兴社分子合作，力求避免事态扩大，设法避免学生冲入国民政府、行政院、日本领事馆等敏感机关；尽量使集会当天结束，阻止上海学生进入南京，防止北平学生南下串联等。
18日下午4点多，南京各校学生13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出发，当来到行政院门前时，门前警卫森严，军警让学生队伍停在广场，由各校学生代表进入行政院。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接见了学生代表，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钦佩，并说了一番慰勉的话，最后要求学生要安心读书，各种要求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加以考虑。学生代表们要求蒋介石亲自出面答复质问，翁文灏表示不能。学生们表示不满，要求蒋介石出来。这时CC分子刘伯谦鼓动说：“请愿的答复我们是不满意的，是敷衍的，没有诚意的……，这样的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要改请愿为示威，要喊“九·一八”以来4年没喊过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由于大多数学生也认为向蒋介石请愿请不出个什么来，赞成游行示威，这样就使请蒋介石出来变成了游行示威，给蒋介石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游行示威开始后，刘伯谦和杨博清等CC分子又组成了纠察队和领队，一路带领下去，避开了日本大使馆，最后回到中央大学。对游行路线，大多参加学生并不知道如何安排，只是一路喊着口号跟着走，等到回到中央大学，虽然不满，但已劳累一天，无可奈何。以后，学生们虽仍坚持斗争，但已形不成大的气势。这样，南京的学潮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防止北平南下学生串联，在南京学生中再传染不安情绪，南京的CC派加紧防范。当北平学生代表清华大学学生刘毓衍和燕京大学学生朱南华到南京时，杨博清奉命接待他们，一路陪将下去，几乎寸步不离，二人既得不到南京学生组织的帮助，又不能和学生直接联系，最后只得匆匆北返。
由陈立夫主持，在北平由张厉生、胡梦华具体操办，在南京由徐恩曾、项本善操办的分化、瓦解和利用爱国学生运动的工作基本上说可以达到了目的。学生运动的主旨是爱国，反对日本侵略，只要这个导致学生运动的原因不去，消除学生运动不可能，但学生运动没有走向反蒋，已是很不容易了。控制学生运动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陈立夫手腕灵活，但蒋介石转变内外政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1935年以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强硬，走上了和日本对抗的道路，学生再指责蒋介石对日投降，已无理由。再加上蒋介石在学生毕业就业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也颇能收买人心。蒋介石的这些举措为陈立夫手下的张厉生、徐恩曾等人大力宣传，使蒋介石成了一些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到1936年，很多人把领导抗日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3．陈立夫为此丢了乌纱帽
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一方面收容、安置流亡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另一方面在学生中发展培植自已的势力。进行反共宣传。美国指责陈立夫“统制思想”，为此丢了教育部长职务。
全面抗战开始后，陈立夫出任军事委员会经六部部长，由于第六部是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中央调查统计处和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六个单位合并成的，在合并时大批人员被裁并下来，再加上1936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提议设立，行政院附设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未派工作的学员，总共有50人需要安置。这时由于北平附近已处于战争状态。大批北平、天津学生南下，这些人到南京后，也需要安置。于是，陈立夫、张厉生以这些人为基础，组织战地服务团，以利用闲散人力，为抗战服务。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战地服务团共100人，由“诚社”组织者，张厉生的亲信胡梦华任主任。下辖两个大队，每大队50人，大队设大队长一人，大队副一人，每个大队分5个分队，每个分队有团员10人，设分队长一人，分队附一人，团员都享受中尉待遇。
战地服务团第一大队由国民党中央各部裁并剩余人员和训导班未派工作学员组成，大队长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沈亮，大队附为第六期毕业生孙寅。第二大队由北平流亡南京的学生组成，基本上都是胡梦华手下的“诚社”分子，由刘青原任大队长，郭雅云为大队附。
战地服务团的任务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就地动员民众，联系党政部门协助抗战。其具体工作为对民众宣传，指导民众组织训练，协助军队挖战壕，建筑工事，救护伤员，搜集日军情报以及侦查汉奸等。其工作方式为：以一个大队为一单位，配合蒋军一军或一师工作；或以一分队为一单位，配合蒋军师旅以下单位工作，工作时分为小组，每两人为一组，承担上述动员和组织工作。原计划第一大队沿津浦路北进，配合津浦路沿线军队；第二大队沿平汉路北进，配合平汉路沿线军队作战。
战地服务团两个大队分别在南京市立中学和安徽中学集训1个月，随后，胡梦华放弃原计划，率两个大队一同到达汉口，再转车北上，将团部设于郑州，开始工作。同时扩充组织，建立第三大队，收容从北平，天津南逃的各校学生。
1938年第六部取消后，战地服务团改称政治部直属政治大队，退至豫南一带。1938年底政治部直属政治大队撤销，所有人员都派往各军、师中充当政工人员。
从根本上说，战地服务团并未起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宣传抗日的作用，但在当时局势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战地服务团对收留流亡学生，使这些人免于失业和流离失所，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1938年1月，陈立夫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离开了他长期把持的国民党组织系统。在他担任教育部长期间，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前期主要是收容、安置流亡学生，后期主要搞反共教育。
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时，日军在华北、华东都已占领大批地区，同时徐州一带战火又起，从战区和沦陷区逃往后方的中小学生、教师人数极多，教师生活无着，学生无法安置，一时急得教育部诸官员团团乱转，束手无策。这时，教育部官员顾树森向陈建议，把大部分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分别在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