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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脸上看出什么让人惊讶的东西来。人家不会想这个人有什么不正常，就像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个安于生活的人，我们愿意与他挥手打招呼，然后擦肩而过。
他确实遇到了人。快下到一楼的时候，一拐过楼道，有人上来了。这是个手臂上挽了菜篮子的中年女人。她一边上楼一边把手捅进口袋里摸钥匙。轻轻地一声金属脆响，钥匙从口袋里闪出来了。她这时抬起了脸，望了他一眼。恰好他嘴角冒出了一口烟，使他的面容顿时模糊。他的步履一点也不慌乱，不疾不徐，擦过那没有惊异的女人的身边，从容下了楼，再穿过门洞，走到九月里的一片残缺的阳光下。有个男人骑着电单车从他身后滑了过去。
他朝那消失得很快的背影吐出了嘴角的烟蒂。
他站住了，回头朝四楼的窗子望了一眼。然后，他转过头走了，仍是不疾不徐。
巷子口一个水果摊，摊主是个老爹，脑袋一冲一冲打着瞌睡，眼睛睁一会儿又闭一会儿。
四楼那个窗子里，秋阳照进去，就像在瓷砖的地上铺了块黄色的小地毯。有个人躺在地上，嘴上蒙了黄色的胶带纸，扩散了瞳孔的双目圆睁着，眼神凝固了一生的恐惧。胸口上被刀尖洞穿的地方流出了一大摊血，在窗子透进来的阳光下红得可怕。
这个男人的身体在渐渐冷却。
中年女人住在三楼。她哼着小调，在厨房里开始洗一截湖藕，准备拿它来炖排骨。她是个离婚多年的女人，黄昏的时候，她的情人会过来吃晚饭。
她不知道，在她的头上，在青绿色的瓷砖地上，有一具早上还跟她说了话的尸体。
后来警察来了。警车停在小巷口上。车顶的警灯闪着让人不安的红光。天已断黑，小巷口上站了两名警察，阻挡着想挤进来看热闹的叫叫嚷嚷的居民。
四楼的窗子里亮起了灯。人们看见那窗子一闪一闪地亮着，仿佛有宇宙深处的闪电。他们不知道那是戴着白手套的刑侦人员在拍照。他们拍尸体，拍现场，拍一切有可能呈现问题的细节。痕迹专家却在门把手和窗檐以及衣柜上取指纹。他们安静地工作，小心翼翼。
从他们看到尸体的第一眼起，他们就几乎可以判定，这个凶手是个不同寻常的老手。他不用乱刀杀人，他只需一刀，准确而凶残地刺入心脏。当然，有一次是例外。这样的凶手是不多见的。能够这样杀人的家伙，你恐怕不容易抓到他。
刑侦人员感到震惊，但也感到隐隐的兴奋。同样的杀人场面，他们已看到了五起。这个凶手有着显著的杀人风格。他的风格是对他们的挑战和嘲弄。不过他杀一次人，就给自己多留下一次痕迹。
他们想，隔了两个月，你终于又出现了！
中年女人在回答询问的时候警察发现她的目光中闪过一丝惶乱。她说她早上出门还遇到过老王，他从四楼下来，他们还说了话。他问她在哪里可以买到牛角梳子？她说她当时很奇怪，老王是个谢了顶的人，他要买梳子干什么？后来她们还站在楼道间说了一阵子话。她问起过老王的儿子应当读大三了吧。老王纠正她，说，才大二呢。她说他是在北京念书吧。老王又纠正她，说，是武汉呢。
后来警察问中年女人，傍晚的时候有什么外面的人来过这栋居民楼没有？中年女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目光中闪过了一丝惶乱，她有点结巴地说，没、没、没有。
“真的没有？你没见着？”
“真真真的没有。”中年女人说，“你问问别的邻居嘛。”
后来警察在二楼的邻居那里问到，中年女人家里来了一个男人。“可能是她要好的吧？”邻居说，“反正最近经常看到他来。”
警察又敲开了三楼朝右拐的那扇门。中年女人把门打开，问：“刚刚问过的，怎么又来敲门？”
警察走进去，说：“请把你的客人叫出来。”
那个男人很委琐的样子，而且一脸紧张。警察对他的紧张很感兴趣。他们问的话其实很平常，但他就是紧张。他的脸上冒出了细细的油汗。他解释说他是女主人的朋友，她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他来帮忙看看。警察问：电视机出了什么毛病？他答不上来。他明显是在说谎。中年女人说，电视机本是有毛病，但他来了，就突然自动好了。“就像有些病人看见医生来了病就好了一样。”她一边说一边给那男人递上餐巾纸，让他擦擦额头上难看的汗。
问话的是两个警察。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仿佛确定了什么事情。其中一个对那出汗的男人说，请他跟他们走一趟，“配合我们的调查。人命关天。这是大案。”
总有一些人受到排查，包括这位出汗的男人。
就在他被带去调查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凶手，那个冷血的黑衣人，正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晚间新闻。他屋子里所有的灯都关上了，只有电视机屏幕忽闪忽闪的亮光使这屋子有种朦胧与阴森。这时他已将黑衣脱下了，丢在床头。他打着赤膊，他并不结实，人到中年，肌肉有些松弛。电视机的光亮闪在他的眼眸上，看不出他有怎样的目光。
屋子里充溢着浓烈的酒香。
晚间新闻正在播放即时报道：正阳区由义街兴隆巷发生了一桩命案。他看到了那间他离开的房子和楼道，看到了警车的红灯和远远围观的人群。
他一边看一边喝酒。那种酒度数很高，很烈性，但却便宜。他点上了一支烟，深吸一口，然后呼了出去。电视机的光线变成了一团灰色。
他喝掉了整整一瓶。他有些醉了。他就在坐椅上睡着的时候，电视机没有关，在放着购物节目。一个女人在向观众推介一种丰胸乳罩。
半夜里他突然醒来，电视里仍有节目。他摸过遥控器把它关上。他感到有一点饿了。他把顶灯打开，屋子里一下子显得好亮。他不喜欢这种刺眼的亮，就好像这么一来，他就没法子躲藏起来一样。他走进厨房，打开灯和生锈的冰箱，他拿出了一碗冷饭，拿开水泡上，另一个小碟里还有点剩下的榨菜，他把它拨到饭碗里。他吃得很香。有饿意的时候吃这样的饭，真是很香。当然还有心情。就像刚才醉酒一样，那心情是一种过节的心情。
杀人很痛快。杀了人之后看电视里关于他一刀下去的后果的报道也很痛快。醉酒，以及吃一碗剩饭同样也痛快。
他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已把他剥夺得一无所有，他只有拿这种最极端的方式，野蛮而血腥的方式来报复。同时，他还和警察玩游戏。他有种前所未有的存在的价值感和快感。由于他，你看吧，电视里的那些人多么忙碌，一脸的严肃和沉重。这些杀人游戏引起了社会的多大的震惊和恐慌。
“你们让我生活在绝望当中，”他对着空气说，“我也要让你们全都生活在绝望当中！”
他的刀已经藏好，正如他自己已经藏好。他想他又要歇一阵子了。他知道报复的行为不能频率太高。让人们紧张一阵，尤其让那些无能的警察忙碌一阵，等他们松懈下来，他再来那么一下，狠狠的一下，让他们接着又紧张，接着又忙碌。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喝酒，可以吃冰箱里的剩饭，就着一点榨菜。
那是多么多么地快意恩仇。
那位出汗的男人后来当然没事了。但从此他不敢轻易到中年女人的家里去。所有的邻居遇到他时朝他微笑，他都觉得那笑容里大有深意。他是个敏感的男人。他怕那天他被警察盘问的事传到他老婆耳朵里去。
他以后和中年女人约会的方式改为在小旅馆里开钟点房，那种肮脏的、幽暗的、床单上总是有可疑的斑块的小旅馆。中年女人叹气说，可惜他吃不到她做的湖藕炖排骨了。“里头还放了花生米。你喜欢出汗，是身子虚，吃了会好的。”
出汗的男人在警察那儿呆了一个通宵外加大半个白天。最后那两个问话的警察无奈地摇摇头，说：“你可以走人了，签个字。”其中的一个警察把记录本朝他推过来。
他在签字的时候脑子里还在想，回去怎么跟老婆交待。
这样想着，他额头上仍在冒着细细的油汗。
警察们的确很苦恼。唯一可喜的是，五桩杀人案现在终于可以立案侦察，凶手肯定就是一个人。他的作案手段都是如出一辙。但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兴隆巷那栋建于七十年代的老楼房里的人都说，死者老王是个老好人，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根本不可能有仇家。而且他也不富有。没听说过有谁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