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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西娅说：“这案子很棘手。我们干得那么辛苦，可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正因为就在眼皮底下，才难以看到它。”
辛西娅一个人闲扯了几分钟，我一直一言没发。她不断地打量着我。
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话筒，给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挂了电话。他立即接了电话。我对他说：“上校，我建议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枪射击场去时穿的鞋子拿去毁掉；第二，跟坎贝尔将军统一口径，咬定你没有去射击场；第三，葬礼过后立即让福勒太太乘汽车或飞机离开这儿。”
他回答：“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我觉得，我必须把我跟这事的牵连说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这么做。将军的希望就是命令。”
“这命令是不合法的。”
“请你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为你自己、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家庭、为军队、为我，也为坎贝尔一家——忘了你与这事的牵连。请你慎重考虑。”
“我会考虑的。”
“有个问题——你有没有拿她的那枚西点军校的戒指？”
“没有。”
“你到那儿时，地上是不是插着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阴道里。”
“是这样。”
“我把它拿出来，扔掉了。”
“扔哪儿去了？”
“从奇克索河大桥上扔进了河里。”他又说：“我猜你原本会很高兴去检查上面的指纹的。”
“是的，我本来是会的。”但事实上，肯特是不会留下指纹的。
我挂上了电话。
一个大个子走进了这间小办公室。我和辛西娅都站了起来。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们握手。此时，辛西娅的职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让给了大个子卡尔也。他坐了下来，辛西娅则另找了张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们一样，卡尔也穿着绿色礼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尔和我一样，当过步兵。我们俩一同在越南服役。我俩的军服上缀着基本相同的勋章和奖章，包括那枚铜星勇敢奖章和令人羡慕的步兵战斗勋章。由于经历过同样的考验，又都已到中年，我俩之间通常是不拘礼节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没有卡尔那样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坚持对他以礼相待。我问他：“要咖啡吗，长官？”
“不要，谢谢。”
我们寒暄了三秒钟，然后，卡尔说：“现在，让我听听，你这儿有什么最新进展？”然后他又转向辛西娅：“也许你可以跟我谈谈。”
“是，长官。”辛西娅先跟他谈了法医证据、格雷斯·狄克森的电脑发现、那两个姓亚德利的家伙，以及鲍尔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参谋不幸与此案有牵连的情况等等。
卡尔专心地听着。
辛西娅接着向他有选择地汇报了我们与坎贝尔将军、坎贝尔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尔上校的谈话，我没有留意去听，可我的确注意到了，她没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没有提起安·坎贝尔的地下室，也只字没提比尔·肯特这个人。这正是我的处理方法。她在短短的两天之内竟然学会了这么多东西，这不能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娅对卡尔说：“所以，你知道，这一切都跟复仇和报应分不开，是心理战中一个反常的实例，与10年前发生在西点军校的事情有关。”
卡尔点了点头。
现在回想起来，辛西娅谈到安·坎贝尔的人生哲学时，确实讲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好像对此很感兴趣，我知道辛西娅是有意说给上校听的。
卡尔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就像一个伟大的哲人准备解答人生之谜。辛西娅最后说：“保罗干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浅。”
瞎扯。
卡尔像尊石雕，一动不动地坐着，足足有一分钟。我突然想起，跟前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云里雾里，什么都不明白。辛西娅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终于，赫尔曼上校说话了：“尼采，是的。在复仇和爱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残酷。”
我问：“长官，这是尼采的话，还是您自己的？”
他看着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话说得不讨人喜欢。他对辛西娅说：“很好。你解释了作案动机，揭露了这儿普遍的堕落现象和重要的秘密。”
“谢谢。”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我们是否该去教堂了。”
“是的，长官。”
他站起身来，我们跟着站起来。我们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们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车，卡尔坐在后面客座上，我驾着车往基地教堂驶去。这时，卡尔终于忍不住问：“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我知道。”
“你愿意讲出来让我听听吗？”
你听了有什么用？但我回答：“我们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证人证词和一些法医医据。这些证据都说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卡尔的眼睛瞪圆了。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阵兴奋。不过，他那岩石般的下巴还没有掉下来。“就是那个宪兵司令。”我赶紧加了一句。
卡尔恢复了常态，问我：“你们准备正式指控他吗？”
问得好，卡尔，谢谢你。我回答：“不。我准备把证据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什么？”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告诉我你掌握了哪些情况。”
我把车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站在炎热的阳光下。停车场停满了车，我们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娅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卡尔，说：“这是从安·坎贝尔的私人电脑中找到的，是写给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尔读完信，点点头，然后还给辛西娅，说：“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这么一封信，一定羞愤交加。但是，这能让他去杀人吗？”这时，威廉·肯特上校正巧从旁边经过，朝我们挥了挥手。辛西娅告诉卡尔：“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尔看着他走向教堂，说：“他看上去没有作贼心虚的样子。”
“他情绪不安，”辛西娅回答，“我想他几乎说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对，然后又把这想法暗示给我们。”
“你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辛西娅给他迅速报了一遍流水账，如：重要的脚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车，以及我们与嫌疑犯的交谈。她最后说：“他有作案的动机，有作案的机会，也许还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杀手，但他是个警官，因此对杀人并不陌生。他还有很理想的护身符。他参与调查，还能操纵调查，控制证据——比如，他使犯罪现场遭到了破坏，但是，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据很少或几乎没有，随机性的犯罪往往是这样。”
卡尔一边听着辛西娅的介绍，一边点头。然后，这位大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们判断正确，而且能设法提供证据，那么，你们可以结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如果你们弄错了，这案子将会葬送你们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调查中，还会毁掉更多的人。”
辛西娅回答道：“是的，长官，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这事确实已不是我们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说：“保罗是对的，我们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这无论是对我们，对你，对犯罪调查处，还是对整个军队，都没有任何坏处。”
卡尔暗自权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转向我，说：“你今天出奇地安静，怎么不说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上校。”我特意用军衔称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银鹰才有说话的资格。
辛西娅插了一句：“他整个上午一直闷闷不乐。你来之前就这样了。”她笑容满面地对着我，但我却板着脸。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离开这儿，离开哈德雷，离开这灼热的阳光，离开佐治亚，离开地球。我说：“我们要找不到座位了。”说罢，我转身朝教堂走去。
卡尔和辛西娅跟在我后面。卡尔对辛西娅说：“给他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你是说保罗？”她故意问。
“不，森希尔女士，是肯特上校。”
“对，我们有这个打算。”
“你知道，只要给他们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即使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