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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校 （他曾考虑进警官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甚至教怎样制作肥皂的学校 ），后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 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卢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逻辑》，孟德斯鸿的《法意》，以及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阅读中国诗词和希腊古典文学的中译本，就象吃面条一样，狼吞虎咽地阅读各种书籍。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到十八、十九纪欧洲哲学，再到当代社会批判。许多欧洲作品都是中国的改良派严复翻译的。毛泽东阅读了他翻译的每一部著作。
毛泽东饱览了丰富的中、西方思想精华，于一九一三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作文大写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博学而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老”徐特立 （他后来同毛一起进行了长征 ）、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学——蔡和森、何叙衡、陈昌、罗学瓒和张昆弟，他们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但全部在革命中牺牲了。
李锐在研究了毛泽东那个时期的笔记（《讲堂录》）后，感到难以区别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和杨教授的思想，两人的思想似乎融为一体了。毛正开始把自己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种较为有条理的学说。他在佛雷德里克·泡尔生的《伦理原则》一书上批注的一万二千宇笔记就是明证。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后来，他把这一点发展成这样一条原理：“知识来源于实践。”
长沙师范学校大门的石头上刻着“实事求是”。这是“徐老”的手迹。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格言当作他政治哲学的基础。
他学习知识如饥似渴。过去他从未读过报纸。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报纸。现在，他对能弄到的每一份报纸，决不放过任何一页。
泡尔生是康德的信徒。于是他又开始发现了德国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学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学们的推崇，被他们誉为在品德、勇气和学识方面均属第一。有些教授认为，他过于标新立异，太爱挑剔，太喜欢打破常规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学，未来的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家里感叹道：“中国如何才能有一位象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伦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谁能象他那样清除人们的旧观念，发展新思想呢？”
他毕业时二十五岁。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辨，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的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他正在为领导这一变革作准备。
他努力使自己了解外部世界。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他知道冯·兴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罗·威尔逊、克里孟梭和福熙等人的名字。他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情况的书刊，并以乔治·华盛顿作为自己的楷模。
但是，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前，他还没有阅读过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著作。他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这时“共产主义”一词尚未出现在他的任何笔记本中。他的朋友、老师或熟人后来也都回想不起他当时知道或听说过《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
但他已处于脱胎换骨的边缘。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到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一九一九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的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普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所信仰的东西。他同六十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强烈吸引。
毛泽东此时才二十五、六岁——和池四十岁坐担架长征时一样——他智力过人，知识渊博。这个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并不是胸无点墨的人，而是一个珠玑满腹，思想深透的人。
长征中，他的同事里没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特别是那些自称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国中层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而对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活则一无所知。他们生吞活剥地吸收了辩证法去为自己服务，而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训练列宁之后的政治机器人的。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于有头脑的中国青年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要的是把俄国及其利益放在首位的作为工具的人。
毛的智力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常识和中国落后农民的特点之大成，在悉心运用时，几乎是无往而不克的：不论他的目标是二十六岁的布尔什维克，是象朱德那样四十出头的将军，还是象林彪那样野心勃勃的青年。
“担架上的阴谋”所导致的结局，是不会使了解毛的为人的人感到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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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妇 女
毛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按规定夫妇不能在一起，而且这个规定很严格。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三十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四方面军就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二十三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但这有其特殊的原因。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渔民的女儿。一九二九年一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十七岁。朱德这时已四十三岁。朱的原妻伍若兰（一位革命妇女）已于一九二八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十五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
象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象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大约五十年后康克清女士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这话。”
一九八四年康克清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心十足的领导人。多年来，她一直是中国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她是演说家、决策人、政治家。她并没有象她在长征中所期望的那样一生从事军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