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六生认为，自己早在３月中旬即与厂方签订了劳务合同，约定试用期为３个月，即１９９７年３月３日至６月２日。但厂方于６月１８日突然单方违约开除其出厂，已严重违反劳务合同和劳动法，应负法律责任。于是，谢向罗湖区劳动局写下了第一份投诉材料。
深圳市劳动局门前。照相者为谢六生。７月５日上午，罗湖区劳动局监察科一位姓王的队长通知谢六生去亨德信电子厂核实被克扣的工资。下午调解时，厂方出示了３份“通知书”，其中一份是５月２９日以谢“不服从主管安排工作”而作出的警告处分。经调查核实，警告书上的“员工签名栏”内未有谢六生的签名。为此，调解人员认为厂方违反《劳动法》是事实，但谢六生违反厂规也是事实。因此，对谢六生提出的赔偿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只同意厂方补发谢被扣的工资。谢六生不服，将“状”告到了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１９９７年９月９日，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谢六生的投诉进行调解，认为厂方解聘谢“是有依据的、合理的”。之后，在谢六生再次不服调解时，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５日作出裁决：一、维持被诉人对申诉人作出的解聘决定；二、被诉人补发申诉人６月份工资及加班费人民币２４０．５１元；三、仲裁费１００元双方各承担一半。
这次纠纷进展到此，已经耗时快半年了。
谢六生觉得这次裁决仍是“各打五十大板”。吃亏的还是他们打工的人。于是在１２月，他慕名找到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周毓斌，向他诉说心中的不平，并委托他代理诉讼，状告“亨德信”，没想到结果与一审判决与仲裁判决相差无几。
谢六生认为，这种结果是周律师造成的——按照劳动法的“原汁原味”，他起码应该得到１万元以上的赔偿。他撇开周毓斌毅然上诉。１９９８年８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谢六生与“亨德信”存在着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厂方以“试用期内不合格”为由将谢解聘不当，应赔偿损失费及各种费用共计人民币１３０８元。３个月后，经过申请强制执行，谢六生好不容易才拿到了这笔款项。
上面可以称之为谢六生的第一场“法律大战”。
第二场法律大战在他与代理人周毓斌中展开。
谢六生认为，他所以官司没有打赢，是周律师的“不作为、负作为”，于是在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３日，一纸诉状将周毓斌推上了被告席。
谢六生诉称：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他与“亨德信”劳动争议案时，周毓斌故意迟到半个多小时；对厂家指控我违反厂规的三份所谓“证据”，他不仅不依法揭穿、驳斥，反而与厂家同流合污，说伪证是有效的，受法律保护，要我承认。周还当庭威胁我，说什么“再不服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了。”闭庭后，被告周毓斌劝阻我：不要告了，这是小事，经历一下就行，以后吸取教训。更为可恨的是，被告以“义工”免费代理提供法律援助为名，招摇撞骗，收取我４００元，除法院立案费５０元，交通费５０元外，白白诈取了我３００元……
被谢六生告上了法庭，周毓斌和他的妻子都“气炸了肺”，他们认为辛辛苦苦帮谢六生打官司，他反而恩将仇报，太不是“东西”。于是在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５日，周毓斌向罗湖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告谢六生滥用诉权“以怨报德，随心所欲地捏造并散布了虚假事实，诋毁他所取得的荣誉，严重地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和荣誉权。”他要求被告谢六生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交通费、误工费等１０００元，赔偿精神损失费５０００元。
第二场官司大战与第三场官司大战搅在一起打了。
那么，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法制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如此报道说：
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对于民事纠纷任何人都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谢的诉状中陈述的是否属实，其诉论请求是否合法，应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决。谢六生就与周毓斌代理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论，是依法行使诉权的行为，不构成对周名誉权、荣誉权的侵害。周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理由不能成立，故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周毓斌的诉讼请求。
周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谢六生对周毓斌履行代理职责的行为不满，而在向有关主管部门投诉中及相关诉讼活动中使用的言词虽有些过激且部分无证据证实，但其并非故意捏造事实毁损他人名誉，且知晓范围较小。谢六生的行为不构成对周名誉权、荣誉权的侵害。一审依法判决驳回周毓斌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应予维持。市中院遂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１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周毓斌的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不管怎么说，谢六生在这三场官司中都取得了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
这不仅是指这几场官司花去了他两年时间，还是指他为打这些官司付出的额外的代价：为了生存，他一边打工，一边打官司。当劳动局通知他仲裁开庭时，他打工的那家送菜公司老板不但不准假，反而无故将他开除；好不容易找到另一家工厂上班，劳动局通知他去拿仲裁判决书，电话刚好被老板接到，得知他在打官司，且通晓《劳动法》，就立即炒了他。此外一次在书屋打工时，因业余时间写了《叩问天公，盘剥打工族血汗钱的是谁？》也被莫名其妙地炒了鱿鱼。为了打这些官司，他负债近万元，睡过露天草地和桥洞，一连几天吃不上饭，还遭到某公司老板指使的恶人毒打，幸亏巡警救了他的命。同样为了打这场官司，他未能见上病危时的母亲。
在许多人的眼中，谢六生变成了不受欢迎的“另类”，是那个《聊斋志异》中永不屈服的席方平。这是因为，这些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谢六生的。无良老板不欢迎太懂法律的谢六生，因为有这么一个人在自己的工厂，老板就无法愚弄不懂法的工人；一些劳动部门和法律援助部门的人也不欢迎谢六生，那是因为他太较真，闹不好他们在法律上的盲区被他抓住，不依不饶，有损他们的形象。于是，懂法、用法的谢六生竟为他的“一技之长”而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谢六生在向人民法院递交的《申诉，申请再审书》中，说出了自己所以如此的用心。“要是我一个人有冤，死了我认为是小事。问题是我没有死没有麻木，还要为未来的生活奔波。我无法容忍许多打工仔付出劳动却得不到回报，甚至有些同胞遭遇伤残乃至断送宝贵生命，竟被黑心老板漠视。这就是我要抗争的良苦用心。”
谢六生在１９９４年深圳市劳动局举办的“劳动法知识竞赛”中，曾经参加过比赛，得过满分，他是个肯钻研司法的青年人，因此，要是人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谢六生，也许全然明白了。无论是那个“亨德信”厂的董事长助理王添萍也好，那个以“义工”名义代理诉讼的周毓斌也好，还是罗湖区劳动局监察科的王队长也好，都不是谢六生憎恨与宣泄的对象，他只是借助这些人、这些案例在为自己“大练兵”。为的是他要跃上那一个层面，在那个层面上，他能成为真正的律师，好替像他一样的底层打工仔，讨取人间的公道——就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取得律师资格的他，也已为民工们打了几十场官司了。
我曾问过他，他也老实地告诉我：他在学习，在努力，想拿到一本律师资格执照！
寄生者群落
为了了解民工群体性生活的真实情况，记者游曼妮、王道斌、大钺、张玉琴等人，兵分多路，走访了５０多名分布于广州各个“城中村”的打工仔、打工妹、打工夫妻。和打工人群吃住一起，经过问卷调查、个案等情况，了解到：由于经济窘迫、生存条件简陋，许多外来人员无法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从而引发了打工群体的性彷徨、性压抑、性无知，甚至个别的性犯罪行为。
在被访的５０名外来工中，有２３人已经半年以上没有过性生活，２０个民工有３个月到半年没有性生活，还有５位未婚外来工说自己从来没有过过性生活。５０人中，仅有７人因与老婆孩子同在广州，过着正常的性生活。有４４％（２２人）应征者都说自己在征婚时受过骗、上过当。
在接受调查的５０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