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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亿元，比“《新财富》５００富人”的平均财富高出５０％。
从“２００４年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上看，浙江企业家显然是最乐善好施的——无论是从企业所在地还是从企业家的出生地来看，浙江都是遥遥领先。榜上１４位企业家是在浙江出生的，总部在浙江的企业也有１１个。
浙江人向来以勤奋、团结而著称，而且，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也走得最早，而且大都历经过苦难，那些痛苦的经历让他们更加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浙江企业家的成长经历和事业发达的体验更让他们懂得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深远影响，因此他们大都乐意支持教育事业。除了地区文化影响之外，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还与经济发达程度有着明显的关系。从上榜企业的所在地可以看出，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和江苏排在前五名；而如果再从企业家的出生地考证，就可以看到地区经济类型的差异，浙江是输出企业家的地方，而上海则是对企业家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只占５００富人排行榜第３６９位的黄如论，却捐出了２．１亿的巨额，几乎占了他财产的一大半，这种慷慨是并不多见的。一般言之，你手里有一百万元的钱，捐出１％到１／１０可以理解，（其实比尔？盖茨所捐的款项也只占他财产的这个比例），要如此“割肉”救世，非得下一个大大的决心不可。
黄如论是出生于福建的企业家，目前总部在北京，他的捐赠也主要用于福建和北京。其中１．８亿元用于修建福建江夏大学，“非典”时期共向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区捐赠现金１４００万元。黄如论表示：“我认为金钱有价也无价，我们要用有价的价值送无价的爱心。”
不错，在今天，巨富们的爱心开始闪现，而具有原罪的刚刚起家的手工作坊的老板们的恶心恶胆也不可小觑，这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两极化”现状。
旧社会有句俗话；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现在民工们则说：“入错行，嫁错郎，都不顶一头栽进黑工厂。”
永远的伤痛
海涅在自己的诗篇中描写了永远令人难忘的图画：忧郁的纺织工人在飞跑不停的梭子旁弯着腰，为古老的封建的德国织着寿衣。他们以极愤恨的心情咒骂那个并未使他们摆脱饥寒和贫困的上帝，咒骂榨尽穷人最后几文钱然后像拿当狗一样把他们打死的国王，咒骂虚伪的“祖国”。那里到处都充满腐败和堕落，一切美好的东西很早就灭亡了。
梭子穿来穿去，机床嘎嘎作响，
我们织呀，日日又夜夜……
德意志呀，我们给你织寿衣，
寿衣里织的是无尽的诅咒——
我们织呀，我们织呀……
● 无法捏在一起的对比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英国，即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城市很少。其中只有伦敦的居民较多，约为２０万人，像中国今天的一个小县城。而其他的城市人口通常都不超过１万到２万人。从这些城市的外表看，它们很像是一个个大的村庄。所有城市的总人口不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住在农村。
英国的产业革命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由于许多新的发明，造出了并改进了机器纺车和织布机；每一台这样的机器可以顶得上几十个工人的劳动。机械师詹姆斯？瓦特制成了第一架蒸汽机，这种机器立刻得到了英国各工厂的广泛使用。
破产的农民大量进城，在海外掠夺积累了资金，加上机器的发明与使用，英国大规模的工厂、工业急剧地发展起来了，改变了英国的全部经济地理。大量的农民从东南部的农业区涌向西北部，那里在煤矿区铁矿区附近，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纺织业生产的中心曼彻斯特——一个阴暗的城市，周围是被煤烟熏黑了的城墙，街道上遍布着被煤渣染黑的水洼——变成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堡垒，变成了它的自由主义的发源地。19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全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到19世纪40年代，城市人口就占全英人口的四分之三了。英国的财力与实力在17世纪初期还是一个远逊于法国、荷兰、西班牙的第二流的欧洲国家，可是到了19世纪初期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海上霸主”，变成了分布在世界各洲的广大殖民地的占有者。
英国之所以能够从欧洲的二流国家，变成一个世界强国，除了它的那些创造发明，除了它从印度等殖民地国家获得资源之外，国内的关键因素就是农民进入城市。这种进入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这个过程的源头是被迫和残酷的，是以农民牺牲土地为代价的。他们进城的结局其实也不美妙，不是找不到工作饿死街头，就是找到工作累死在纺织机前，而正是农民的这种牺牲，奠基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国家。
今天的中国农民却不是这样：其一，他们在农村有自己承包的土地，他们离开农村后，这块土地还是属于他们所有，这就是说，他们在城市即使找不到工作，也还有一条回农村去的退路可走；其二，他们不是被驱赶到城市，而是自己主动来到城市寻找工作。反倒是那时由于二元化的结构，政府设置了许多的栅栏，阻碍了他们进入城市的步伐。
５０余年来，政府的红灯——黄灯——绿灯的转变过程，实际是阻止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其实，不单单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经济快速发展都离不开移民潮，尤其是美国，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正是众多的移民，给一个国家带来了经济活力。据英格尔斯指标：一个国家的非农就业人口达到７０％，城市人口达到５０％，第三产业人口达到４５％，这才是一个先进国家的标志。而中国今天的民工进城，正像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一样，是国家强盛必然要走出的一步，只是我们今天的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国家那时快捷得多。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充满血腥的，这一点我们在马克思《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都可以读到。法国学者保尔？芒图的研究显示，在英国纺织业中，工厂主大量雇用妇女和儿童，“他们在老板（老板把他们关在与任何可以感到他们痛苦的见证人隔得很远的孤立的厂房里）的任意摆布下忍受着无情的奴役。他们的工作日持续到14、16乃至18个小时之多，而且工头的工资是随着各个车间里所做出的活计来升降的，所以工头不允许他们缓慢一点时间。大多数工厂给予40分钟来吃主餐或仅有一餐，其中约有20分钟是被用来擦机器的。为了不使机器的运转停顿下来，工作往往夜以继日，毫不间断地连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被组成一些轮班小组：‘床铺从未冷过’。事故极其寻常，特别是在接近过长工作日的终了时。这时，儿童由于疲劳而半睡了，但还未离开工作，于是手指轧断了四肢被齿轮碾碎了，事故层出不穷。这些工厂即使没有恶劣的待遇，但劳动过度，睡眠缺乏，以及强加在未发育儿童身上的那种工作，就足以损害他们的健康并使他们的身体变形。再加上食品坏而不足，黑面包、燕麦粥以及变味的猪油。在利顿密尔，学徒们常常为了同工厂院子里所养的肥猪争抢猪槽内的食物而进行搏斗。工厂一般是不卫生的，工厂建筑师对于卫生和对于美观同样是不关心的。天花板很低，以期尽可能地少占空间。窗户狭小并且几乎经常关闭着。在纱厂里，那些细碎的飞花像云彩似地飘荡着并钻到肺里去，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最严重的病害。在纺麻厂里，人们使用湿织法，那里，水汽渗透了空气并浸湿了衣服。拥挤在不流通的、夜间被烛烟污染的空气里，往往发生一种类似斑疹伤寒的传染性的热病。这种‘工厂的热病’的最初病例是１７８４年在曼彻斯特近郊被人发现的。它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大多数工业中心流行起来并造成许多死亡。最后，车间和寝室的混杂，引起了道德腐败和危机发展，尤其是儿童时期。而且不幸的是，一些老板和工头的不端品行助长了道德败坏。他们往往乘机去肆意满足其卑鄙的本能上的欲望。通过这种腐败和痛苦、野蛮和卑鄙的混合，工厂就把地狱的全景摆在清教徒式的良心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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