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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的权利还给我
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已经落实的要完善政策，没有落实的要加快落实。对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解决子女入学等问题，国家已有明确政策，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更得力的措施，明确牵头部门，落实管理责任，加强督促检查。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各级财政都要安排专门用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为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训效果，应由农民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政府对接受培训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贴和资助。要防止和纠正各种强制农民参加有偿培训和职业资格鉴定的错误做法。
（摘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 血与泪的申诉
申诉书之一：
黔东南人民政府驻东莞市办事处领导：
因我侄儿吴治良系凯里市湾水镇岩居村二组村民，现年２３岁，于２００３年３月中旬前往东莞市大朗镇佛子凹村在叶富安负责的建筑队里打工。不幸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８日上午在建筑工地施工事故中伤（死）亡。当家中接到此消息时，全家悲痛万分，特别是其母亲更是悲痛极限，即时昏倒在地，一直卧床不起，不思茶饭，近情如何很难预料。
因为吴治良其父亲吴朝书也外出打工去，现无法联系。我们作为受害者叔父，特别得到村委会的关心和委托全权代理。我们怀着很不平静的心情驱车赶到东莞市，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下午去大朗镇佛子凹村找到了叶富安，与他商量吴治良的后事等问题。我们首先向他说明了吴治良的家境情况后，并多次请求他对吴治良后事等问题的解决意见。可他不冷不热地反问我们说：“你们代表死者家属要求多少？”当时我们根据吴治良在家中身为长子是主要劳动力，是家中顶梁柱，他的生（去）世对家庭的影响极大。所以，我们向叶富安提出要求补偿１２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丧葬费、工亡补偿费、抚恤费、精神补偿费、旅差费、误工补偿费等。当时他说：“要这么多怎么可能？”还说：“今天这事不谈了。”饭后他又说：“今天这餐饭算我来结账，过后你们的食宿我就不管了。”也不跟我们说他自己的意见，如何和约定时间再谈，装着自己不得了的样子就离开我们而去，好像吴治良的死对他来说不当一回事似的。
由此看来：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为（怀）着侄儿逝后悲伤，从千里迢迢赶到这里，不但得不到他的热情、同情、安慰，反而对我（们）无比冷淡。最可恨的是叶富安对我们从异地来打工的孩子不当人看。为此：特请贵处代表家乡政府为我们做主，给受害者讨回公道。
死者家属吴良贤吴朝忠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送给黔东南政府驻东莞市办事处的锦旗申诉书之二：
尊敬的贵州省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驻东莞办事处：
我是贵州省三穗县良上乡岑兴村四组人，１９岁，侗族，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８日，到东莞市大岭山恒丰家具厂做工。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因工伤左掌锯伤断，经大岭山医院医治，伤愈出院。按国家法律机关规定在谷涌医院评残为六级。当时是这样的：我不是上机的工位，是厂里临时调动上机工作，我不懂该机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从没受过什么培训，就危险作业，才使我的左掌锯断，无（不）幸地成为一名残废人，我的心身受到严重伤害，日后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厂里领导说用人民币５０００元补偿。我这么年青（轻），一只手掌价值５０００元吗？我心不死（甘），上访我们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驻东莞办事处，请求办事处领导给予法律援助，找回我这可怜的残废打工仔的合法权义（益），要求厂方给我应得的补偿。
打工仔三穗县良上乡姜绍林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５日
有关这样的“申诉书”，办事处的副主任胡文勇给了我一大摞。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个贫穷的山区，也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出来打工的人数相当多。就三穗县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仅２５００万元左右，而民工寄回家里去的钱，却有１亿左右，是该地财政收入的４倍。全州的民工收入达到了８．４亿，超过了全州的财政收入。该地区到东莞来打工的就有２０余万人（这是指注册的打工仔，如果加上没有登记的共有３０万人），所以，州政府便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驻东莞的办事处，主任由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吴应州担任，胡文勇是副主任。这两人都是当兵的出身，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据吴应州告诉我，他在部队里当过侦察兵，当过团长，现在手上还有一两下“功夫”，所以他们都有乐于为民工打抱不平的倔劲。
类似于黔东南这样的办事处，在东莞还有很多，因为湖南全省约有９８万人在东莞打工，四川在东莞打工的更多，估计有百万人。因此除贵州各州地的办事处外，还有江西的、云南的、湖南的、四川的、河南的等等，这些办事处大都是劳动部门设立的，惟独应、胡的办事处是属于政府设立的，所以规格也略高一个档次。
办事处的作用是联络、推介民工，其中主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维护民工的权益。当然，它不是一个执法机构，只能通过与当地的劳动部门、司法部门洽商来解决。但是有这样一个机构和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是大不一样的，有了这样一个机构，民工们就觉得有了“主心骨”。
类似上面的这些申诉，每一桩每一件他们都帮民工去办，去同厂方、包工头交涉，有时一天要跑许多个单位，像吴治良的工伤致死案，经他们努力，最终得到了５６０００元的赔偿，虽然离家属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是从个体建筑队老板叶富安那里能拿回来这样一些钱，已经算是了不得的胜利了。
为民工而打不完的交涉仗（嘴皮仗、文书仗），是吴应州、胡文勇他们不胜其烦的任务，如果缺少了对民工的同情，他们是干不好这个差事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为死亡民工寄出的一份文书：
李云之死无人过问
番禺区人民政府：
我办事处接到李云家属兄弟的投诉，同区劳动局仲裁科取得联系，我办副主任胡文勇同志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９日到石基镇劳动管理所，同砖厂张、古等三位老板协调，几位讲李云做了两年工，我们砖厂没有同死者签订《劳动合同》又没办理暂住户口，砖厂没有任何责任。砖厂老板说，当地劳动部门应保护当地砖厂的利益才是，我砖厂没有经济补偿责任。据调查，我办认为：
１。根据广州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第七条：企业招用职工，双方必须依法订劳动合同。企业招用职工３０日以上不订劳动合同，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企业限期补订劳动合同，由于没有订立劳动合同造成职工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
２。按死者李云未同砖厂签订《劳动合同》，但李云生前在该厂做了两年工，死于该厂宿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砖厂没有履行有关法规，劳动关系成立。
３。死者李云的妻子龙阿多是该厂的员工，李云死后的第二天，连死者的丧事都未处理而解除龙阿多的工作关系，此种做法是不人道的。
４。死者李云是少数民族（苗族），根据国家对少数民族有关法规，应尊重少数民族处理死亡的有关风俗，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
我办胡文勇，找区劳动局同镇劳动局两次，但对李云之死根本不重视，致使该事故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