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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兔唇从人群中跳到桌上，拔出她的利指，上下一挥，立马变成了一柄柔韧的长剑，要给孩子做游戏。本来这是她清醒时专门对付男人的，她用这柄利指或利剑，已经抓死过不少男人，没想到在酒醉时和老猪的号召下她也化干戈为玉帛，开始用这剑为我们舞剑取乐。我们马上一阵欢呼。这真是圣女的力量。这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早知这样，那条卷毛狗牛根哥哥，还在一片碎玻璃声中逃跑干什么呢？但这还不是最妙的，最妙的是这柄长剑一拔，把外宾的兴趣也引了出来。在这之前，这些外宾还都是老毛子看戏，在那里傻坐着呢。会场上还没有激起他们灵感和话题的东西。我们也是太自顾自了，就这么把外宾给冷落了。但外因总是条件，内因才起决定性的作用呢。现在一柄长剑一拔，他们的灵感不就出来了吗？马上有一个女的（当然是说她以前的性别了），也站出来一个箭步跳到了桌上，拔出一口剑，开始和女兔唇对舞。这就好看多了。这就是两个公孙大娘舞剑了。但这还不是最妙的，既一中一西、中西合璧的对舞还不是最妙的，最妙的是西方站出来的这一个人，竟是过去的王室公主卡尔．莫勒丽；她拔出的那口剑，竟是她以前专割男人的那口当年袁大叔在历史上留下的鬼头大砍刀。大家都欢呼起来，欢呼着她们两个人的名字。「女兔唇，莫勒丽」，「莫勒丽，女兔唇」。她们的刀剑相似，她们的人也相同。刀的用途相似，人的目的也相同。她们在一块对舞，是多么地和谐和美呀。两个人一边舞还一边有一场对话呢。莫勒丽先开的口，符合西方人爱说话的习惯。莫勒丽： 「大姐贵姓？」
女兔唇： 「不敢当，免贵姓兔。大姐您呢？」
莫勒丽：「好说，姓莫。大姐看刀。」
两人相视一笑。这时把精力从人集中到刀上。
莫勒丽： 「大姐的刀下，曾留下多少死鬼？」
女兔唇： 「多是些无用的人，倒真没有计算过。」
听到这话，莫勒丽心里有些不高兴，以为女兔唇是在摆架子。具体数字说不清，说个大概，是个什么意思？这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了。西方人讲究量化和标准化，中国人讲究模糊。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全是模糊数学。遇到什么事，「研究研究」，「考虑考虑」，到底是成还是不成呢？问的人不知道，其实说研究和考虑的人也不知道。日常生活是这样，挖死几个男人，就能例外了吗？刀下有多少死鬼，女兔唇大婶还真没有精确计算过；她说了实话，就被人误了会；她要是随便编一个数字呢？恐怕傻冒莫勒丽也就相信了。看到莫勒丽有些不高兴，我们的女兔唇就是好惹的？她也立马不高兴了。接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微笑着问：
「那么大姐您呢？您用这把鬼头刀，割下男人多少玩意？
看到刚才女兔唇不说，莫勒丽也变得聪明了。你不说，我也不说；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也不告诉你我是谁。就像两个人在打电话。莫勒丽说：
「当时割那玩意的时候，我也就是当割韭菜。到底多少根韭菜，我和你一样，也没功夫去查。反正割下来的东西都扔到了狗食盆里，最后撑死了几条狼狗，也是真的。嘿嘿。」
莫勒丽一笑。她的这点心思，哪里逃得过女兔唇大婶的眼睛？于是也是心领神会地回了她一笑。接着两个人跳舞和舞剑，就有些心怀鬼胎了；就有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了。两人在桌子上舞了一阵，就从桌上到了地下。接着就到了人群之中。两人的冲突，也就是在挖男人和割男人的数字上，但到了我们身上就不同了。但我们当时只关心她们的冲突，只顾看她们身上的手段和舞出的刀花，而忘记了这刀的用途。这是挖男人和割男人的东西，世界上的两件宝贝，现在都集中到了这里。我们没有想到赶紧去护我们的身子和弯腰去捂我们的前裆，还在那里拍着手张着嘴傻笑；整个会议室，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我们可真有点大意。当时喝醉了酒没什么，把一切都忘记了，但当醉醒以后每当回首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还真有点后怕呢。往往会惊出一身冷汗。虽然她们都曾信誓旦旦地说，她们都已经改邪归正了，一切都归同性关系，一切权力归农会，但我们不能忘记，当时她们也喝醉了。喝醉的时候，她们不是就忘记自己是同性关系者了吗？我们因为喝醉而大意，她们因为喝醉而忘记自己是同性关系者同时也忘了刀的用途，这真是酒醉中的酒醉，误会中的误会。当我们把这一段经历作为故事讲给下一辈时，就好象战争年代死里逃生一样，让下一代也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好悬！」接着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没有危险就没有刺激，没有痛苦就没有回忆。我们的玩意还在我们身上吊着，这是最根本的。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得便宜卖乖吧。刀舞完（竟能够安全地舞完，她们之间也没有出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时外宾就纷纷登场了。这时已经是外国人的天下了。首先出场的，是那个爱组织Party已经告别旧Party参加新Party的资深政治家基挺．米恩。这位流行Party的参与者，一上场就把这里弄成了一个化装舞会。他的出场，就让人感到吃惊、新鲜和兴奋，他是以小丑的角色扭搭扭搭上场的。戴着小歪帽，脸上打着胭脂。大裤裆子不时掉下来，又被他提了上去。引起一阵阵的哄堂大笑。但我们兴奋之后，我们又感到失望和愤怒。这时我们注意到了基挺的身份。你是什么人？你是我们的副总统──这是我们酒醉之后，又把他乡当故乡的缘故；本来他的副总统和我们毫无关系，他要管我们故乡的事就是干涉我们的内政，但是现在我们觉得他和我们的血肉相连──既然你是我们的副总统，就好象好赖你是俺的爹一样，你怎么能这样出场呢？你这样出场，除了好笑之外，让人家会怎么说？让邻居家的孩子怎么评价俺呢？你得注意故乡的国情和民风、村规和民约呀。你对自己的形象不在乎，我们人民和孩子还在乎呢。你在公共场合的出场，就不单代表你自己而是代表我们大家和我们全家了哩。难道人民和你的孩子都是小丑吗？你对你的身份和你屁股下的人民和孩子就是这样不放在心上吗？就算你这样出场是为了与民同乐为了给孩子做游戏是童心大发，但这不是你家或咱家的后花园呀。基挺爸爸，你的后代不是不讲面子的人。但基挺爸爸已经是这样了，抽身回去不是更尴尬吗？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撇开舞台，转过身私下对我们惭愧的笑了笑，丑陋地伸了伸舌头，接着又硬充好汉地说：什么事情刚干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人民和孩子，都有一个接受过程；新生事物刚冒头的时候，总有丑陋的一面，就好象小鸭刚学走路一样，一拽一拽，看着很笨拙，但是很快就羽毛丰满了，丑小鸭就变成了天鹅，就飞起来了。你们只认天鹅而不认小鸭，没有小鸭哪里来的天鹅呢？人民和孩子，就是这么目光短浅。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人民和孩子。这是我当了多年的副总统得到的一个结论。这也是我所以告别旧Party参加新Party的一个原因。新Party更能接近人民嘛。更能接近孩子嘛。一切从小丑开始，这就是我的策略，一开始遭到你们的嘲笑和反对，在我意料之中；但接着，你们就会看到成熟的天鹅和煮熟的鸭子。鸡毛可以飞上天，鸭子可以变成天鹅，男可以变成非男，女可以变成非女，这一切的催化剂是什么呢？就是Party。实践证明，没有Party，就不能打碎旧世界，当然也就无法建立新的世界。要让人民都知道这个利害。我图个什么，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和人民？如果是为我自己，我能拿我的热脸贴你们的冷屁股，我能出我的丑而让你们取乐吗？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说着说着，基挺倒在那里委屈起来，开始蹲在地上抹眼泪。听基挺这么解释，看着他在那里抹眼泪，我们也有些犯踌躇，我们也觉得基挺说得有道理；就是不合情理的事情，说了这么半天，费了半天口舌，也变得富有人情味了。我们容易把人情味和情绪的冲动当作世界的真理来对待，这就是世界为什么老变形的原因。我们明知道这么做是错的，但我们一遇到事情，我们仍然那么去做。我们是一个见不得眼泪的民族呀。基挺一掉眼泪，我们突然觉得基挺有道理是不是我们又错了？就是不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不是基挺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