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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最后，论称帝他也在最后。他在名分上不大计较，可以向汉朝纳贡，也可以向魏国称臣，但是他人如要侵犯其实际利益，孙权是寸土不让的。由于孙权把先屈后伸的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所以陈寿《三国志》送他一个“有勾践之奇”的评语。至于刘备，他最突出的个人素质则是“坚韧”。他自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举兵起事起，到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赤壁抗曹获胜奠定蜀汉政权基础为止，二十五年间，多次遭受沉重打击，先后投奔过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单是妻妾儿女被他人俘虏和逃跑失散，即有四次之多。他虽然屡起屡败，却能屡败屡起，并不灰心丧气。到了将近五十岁时，仍然不甘沉沦，奋起拼搏。这样一种韧劲，在汉末群雄中确实罕见。刘备后来能成为三鼎足之一，不是天命，亦非偶然。
但是眼下的刘备，还表现出另一项非常宝贵的个人品质，就是能够认真反省自己，总结失败受挫的原因和教训，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补救，而不是一味地怨天尤人，不能自拔。
自从那一日痛洒英雄泪之后，刘备即闭门静思今后自振之计。他把自己和曹操、袁绍、刘表这些有所成就的人物相比，发觉自己在创业过程中，始终缺乏一个能够提供思想指导和谋略设计的智囊团。他人是有文有武，相得益彰，而自己是有武无文，形同独足。不错，自己手下也有糜竺、孙乾等幕僚，但是这些人只能作具体的文职工作，在思想、见识、谋略方面还不如自己高明。由于没有像张良、萧何之类的得力谋臣，大至创业方针，小至对敌战术，都只有用缺牙老人咬虱子之法——靠碰运气。这种办法，小打小闹还可以应付，要想建大功，立伟业，那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只有失败的结果等着自己。因此，若想自振自强，首要的急务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智囊团，特别是要寻找一位如商汤之伊尹、文王之姜尚那样称职的辅佐。
于是，刘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在荆襄一带访求贤才智士。这一访才使他明白：荆襄真是名副其实的藏龙卧虎之地。
当时荆襄的济济人才，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的土著，另一类是避乱南来的中原人士。在本地的土著人士之中，一部分已经被刘表所网罗，诸如南阳的宋忠、李严、刘望之和向朗，武陵的潘濬，零陵的刘巴、襄阳的庞统即然。他们虽在荆州政府任职，却未受到刘表的真正重用，即使是有“南州士之冠冕”美誉的庞统也是如此。至于客居荆襄的中原人士，绝大多数都还是自由之身，未曾领取刘表发放的聘书和俸禄。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些人士到荆州的时间不长，名声还没有显扬开来。二是因为他们多半抱着“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谨慎态度，认为刘表并不是值得为之“失身”的英主，所以宁愿“啸傲山林”、“躬耕陇亩”，也不愿在刘表麾下奔走效劳。在这批寄寓之士当中，年辈较长的是豫州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州市）的司马徽，以下同辈之人，则有徐州琅邪郡诸葛亮、颍川的徐庶和石韬、豫州汝南郡孟建、冀州博陵县（今河北蠡县南）崔州平等人。而有“卧龙”之称的诸葛亮，则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国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南）人氏。琅邪诸葛氏是一个世代簪缨之家。诸葛亮之父诸葛珪，官至兖州泰山郡丞，不幸盛年而逝，留下子嗣三人。长子诸葛瑾，后来避乱江东，成为孙权手下的大臣。次子诸葛亮和少子诸葛均，未成年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诸葛玄出任扬州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太守，带着两个侄儿到豫章赴任，从此诸葛亮就离开故乡，再未回去。在他十余岁时，诸葛玄的太守职位由他人替代，生活出现困难，加之北方群雄大战方酣，老家也回不去，诸葛玄只好携带侄儿到荆州去投奔故旧刘表。在刘表的接济之下，诸葛玄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处名叫隆中（今湖北襄阳市西）的地方安家居住下来。不久，诸葛玄劳累成疾，瞑目长逝，未成年的诸葛亮兄弟相依为命，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诸葛亮在隆中前后居住了十二年之久。从年代上说，是从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前后，到建安十二年（207）。从年龄上说，是从十六岁到二十七岁。在这十年间，他表面上过着“躬耕陇亩”的隐居生活，有如闲云野鹤般悠哉悠哉，实际上却在蓄养胸中浩然之志气。他常常抱膝而坐，对着那绿水青山放歌一曲《梁父吟》。《梁父吟》为一首古曲，传说是曾子耕于泰山之下时作。此曲音调悲凉慷慨，而且又出自诸葛亮的老家齐鲁一带，所以每当他放歌《梁父吟》时，胸中止不住要豪情奔涌，大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意味。一曲歌罢，他便与好友徐庶、石韬、孟建等议论时政，抒发胸怀。他这三位好友，读书都有一个特点，即“务于精熟”，唯独诸葛亮是“观其大略”。“务于精熟”，字斟句酌，乃是学者型读书法；“观其大略”，取精用宏，才是政治家的读书法。从读书方法的不同，诸葛亮即已预料到彼此将来的仕途差异，所以他对三位好友说是“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而三友问他最高能做到何等官职时，诸葛亮却是“但笑而不言”。他虽然不明白说出，三位好友心中也能领会。因为在以往的畅谈之中，诸葛亮不只一次“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乐毅是什么人？那管仲乃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辅佐齐桓公成霸主之业。而乐毅则是战国时期的名将，曾受燕昭王之命，率军攻克齐国七十余城。管仲在“文治”上登峰造极，却不会用兵，乐毅在“武功”上震古烁今，却又不娴治国。现在诸葛亮认为自己兼有二者之长，用北方土话来说就是“一个顶俩”，你说他该做到何等官职？恐怕只能用“出将入相”四个字来形容了。
读书方法的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此处还要深究一番。读书方法不同，是因为读书的目的不同。徐庶三人，依旧走的是东汉儒生的老路，即先熟读儒家经典，再经过察孝廉或者举茂才，到京城参加考试，然后从基层官员开始，慢慢往上升迁。由于京城考试的试题，是从众多儒经中任意抽取一段文字，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如果对儒经不能达到“精熟”，便会面对试题无言以对。可见徐庶等三人的读书方法，既是东汉儒生的老路，更是一种应试教育的产物。应试教育，一般来说只能培养出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孔明之所以说徐庶三人“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其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一种简要清新的读书方法，开始在有识之士中出现，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诸葛亮读书的目的，完全不是要走过去儒生的死路，他想要辅佐理想的领袖，当一个文武全才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需要的知识，是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明确指导，是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等等。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把浩繁的儒家经典一一读得精熟，既没有那样多的时间，而且会陷入字词句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他的方法，是与“精熟”完全不同的“观其大略”。“大略”二字在这里的内涵是：第一，在必读书目的选取上，要从大处着眼，真正对自己实现目标有用者才读，不是每一本都读；第二，即使是必读书，阅读时也要选取其中对自己真正有用的精华，重点消化，也就是把书读薄，而非面面俱到。从诸葛亮以后进入仕途的表现来看，他在隆中对策时能够展现出非凡的大局观，在赤壁之战时能够提出联吴抗曹的大谋略等，都不是对儒经“务在精熟”的迂阔书生所能做到的，这就是他读书方法产生的结果。
三国是一个典型的竞争时代。后世的人们，看到三国的风云人物以谋略竞争，以武勇竞争，以辞令竞争，但是往往忽略了根本性的一点，那就是读书的竞争。上面诸葛亮与徐庶三人，已有在读书上进行竞争的意味了，只是后世往往没有注意到而已。诸葛亮的自我评价，当时有很多俗士都不以为然，总觉得这位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人是在自吹自擂。但是，也有人慧眼独具，认为诸葛亮确实是一个文武兼备，能够治国安邦的大才。
独具慧眼者首推庞德公。这庞德公系襄阳土著，年高德劭，为荆楚士林所景仰。诸葛亮的小姊，嫁与庞德公之子为妻，所以庞德公乃是诸葛亮的“姻伯”。后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军师中郎将的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