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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部队里有过那么一个政委，叫帕什金，他总是说，念书不能增添智慧。军衔也不能增添智慧。有的人给加了一颗星，就觉得增加了智慧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么说，读书没有必要？我不同意。”
“谁说没有必要？尽管读好了。只是你自己要心中有数，智慧不在这里。”
“那么智慧在哪里呢？”
“智慧在哪里？你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要相信耳朵。你是想考什么系呢？”
“这我还没有决定。想考历史系，也想考文学系。”
“那理工科呢？”
“这我不想。”
“奇怪。我们那个时候才是这样。可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欢科技。你不喜欢？”
“我……我最感兴趣的是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噢，焦姆卡，懂得科技，你会生活得比较安稳。你最好还是去学组装收音机。”
“我干吗要那‘比较安稳’！……眼下，要是我得在这儿住上两个月，我就该赶上9年级下半年的功课。”
“可教科书呢？”
“我这儿有两本。立体几何可真难。”
“立体几何？！去拿来看看！”
听得见那少年去了又回来。
“是的，是的，是……基谢廖夫编的那本立体几何，老本子了……还是那一本……。直线与平面相平行……。如果一条直线与平面上的某条直线是平行的，那么它与平面本身也是平行的……嘿，这才算得上是一本书，焦姆卡！大家都这么写书就好了！一点也不厚，薄薄的，是吗？可里面包含着多少内容啊！”
“这本书要教一年半。”
“想当年我也是学的这个本子。那时我把它学透了。”
“那是什么时候？”
“我这就告诉你。当年我也是上9年级，从下半年开始学…就是说，是在1937年和1938年。真难以置信还会有书念。当时我最喜欢的是几何学。”
“后来呢？”
“什么后来？”
“中学毕业以后？”
“中学毕业以后我考上了大学最好的专业——地球物理。”
“这是在哪儿？”
“还是在列宁格勒。”
“那么后来呢？”
“我念完了一年级，可就在1939年9月，征19岁的青年服兵役的命令颁布了，我也就被征走了。”
“后来呢？”
“后来就在正规部队里服役。”
“后来呢？”
“后来，你还不知道吗？战争爆发了。”
“那时您是军官？”
“不，是中士。”
“为什么？”
“这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去当将军的话，就没人去赢得战争的胜利了……如果一个平面通过与另一平面子行的直线，并与该平面相切，则交叉线……听我说，焦姆卡！我每天都教你学立体几何好吗？啄，会有进步的！你愿意吗？”
“愿意。”
（在耳边这么唠叨，还嫌不够。）
“我将给你安排课程。”
“你就安排吧。”
“真的，不然的话，时间都白白浪费掉了。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来搞清这三条公理。你要知道，这三条公理看起来很简单，但包含在以后的每一条定理里，究竟包含在什么地方，你应当看得出来。瞧，这就是第一条：如果一条直线上的两点属于一个平面，那么该直线上的任何一点都属于这个平面。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瞧，假设这本书就是平面，而铅笔是直线，明白吗？现在你来试试看……”
他们在探讨，关于公理和结论还唠叨了许久。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决心忍耐，只是示威性地翻过身去，背朝着他们。后来他们总算闭口了，并且分了开来。阿佐夫金眼下了两倍的安眠药，入睡了，不再呻吟。可就在这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翻身之后所面对着的那个老头，开始咳嗽起来了。灯已经熄了，可他，这该死的老头儿却咳呀咳个没完，而且咳得那么讨厌，还带着哨叫声，让人觉得他马上就要断气似的。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又翻过身去，背朝着他。他扯开蒙在头上的那块毛巾，但真正的黑暗还是没有出现：灯光从走廊射进来，听得见那里的嘈杂声，有人走动，痰盂和水桶世乒乓直响。
题也睡不着。肿瘤带来了压迫感。多么幸福和多么大有作为的生活却面临崩溃。他深深可怜起自己来了。只消再轻轻一触，眼泪便会夺眶而出。
叶夫列姆这时没有放过机会给予触动。即使在黑暗中他也没安静下来，而是在给邻床的艾哈迈占讲一个荒唐的故事：
“人何必要活上100年呢？一点也没有必要。这件事想当初是这样的：真主在给所有的动物分寿命，它们各得50年，够了。可是人来得最晚，真主那里只剩下25年没分了。”
“就是说，没法挽回了吧？”艾哈迈占问。
“是的。人有点生气，因为太少了！真主说：够了。人却说：太少！于是真主就说，那你自己去问好了，要是谁有多余的，也许会给你。人便去打听，他碰见马，对它说，‘喂，马啊，给我的寿命太少。你就让点给我吧。’马说：‘好吧，你拿25年去。’人继续往前走，迎面见到狗。‘喂，狗啊，你把寿命让点给我吧！’狗说：‘行啊，给你25年！’人又往前走，碰见了猴子。他从猴子那里也要了25年。他回到真主那里。真主对他说：‘好啦，这是你自己决定的：最初的万年你将过人的生活；第二个万年你将像马一样干活；第三个万年你将像狗那样乱叫；还剩下的那万年么，你将像猴子似的被人取笑……”
第三章 小蜜蜂
卓娅虽然很有头脑，动作麻利，非常迅速地在她所管的楼层忙来忙去，一会儿从服务台去病房，一会儿又从病房回到服务台，但她明白，到下班的时候还是来不及做完所有该做的事情。于是她快马加鞭，把男病房和小间女病房里的事情做完，熄了灯。还有一间特大的女病房，里面放有30多张病床，那里的病号从来也没按时安静下来，你给她们熄不熄灯反正都一样。那里的许多人都是长期住院，住得厌烦了，睡不好觉，空气又不好，老是为了让阳台的门开着还是关上这件事争吵。有几个病号则喜欢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去说东道西。她们会直到半夜甚至到夜里一点钟还是在那里谈论物价、食品、家具、孩子、丈夫邻居，直到最不知羞耻的话题。
护理员内丽娅——一个大屁股、粗嗓门、浓眉毛、厚嘴唇的姑娘，还在那里擦洗地板。这活儿她虽然早就开始干了，但怎么也结束不了，因为她老是跟人搭讪。可是，那个病床安放在男病房门外穿堂里的西布加托夫却等着坐浴治疗。由于天天晚上需要坐浴，再加上对自己背部的恶臭感到不好意思，西布加托夫自愿留在穿堂里，尽管他住在这里比所有的老病号都早——似乎他不是个病号，而是在长期值勤。
卓娅从女病房一闪而过时，说了内丽娅一两句，可是内丽娅只会顶嘴，干活却还是磨磨蹭蹭。她年龄不比卓娅小，认为听从这个丫头指挥是受了委屈。卓姬今天来上班，情绪像过节那么好，而护理员的这种顶撞却使她十分恼火。一般来说，卓娅认为，任何人都有自己灵活自由的权利，来上班也未必非要素得筋疲力尽不可，但总得适可而止，有个限度，尤其是在病号面前。
最后，卓娅把药都发了，该做的事也都做了，内丽娅也算是擦完了地板，女病房里的灯熄了，穿堂里的顶灯也熄了，这时已是11点多，内丽娅在楼下调好了一种温水溶液，盛在西布加托夫通常用的盆里揣上来给他。
“哎，哎哟，我累得要死，”她声音很响地打了个哈欠。“我去打上那么300分钟的脑儿。喂，病人，你反正要坐整整一个小时，等你是没法等的。待会儿你自己把盆儿端到楼下去倒掉，啊？”
（这株结构坚固、所有的穿堂都很宽敞的老式建筑，楼上没有自来水。）
沙拉夫·西布加托夫从前是个怎样的人，现在已无法猜测，也无从判断：他受的苦时间太久，过去的生活似乎连影子也没剩下。不过这个年轻的诞超人，经过3年疾病的不断折磨之后，成为整个医院里最温顺、最有礼貌的人。他常常是面带微微的笑容，仿佛为长期给人添了麻烦而表示歉意。由于自己为期4个月和6个月的两次住院，他认识了这里所有的医生、护士和护理员，就像熟悉自己家里的人一样，他们也都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