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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呢，同志，是什么病？”
但是，那个阴郁老头甚至没有迎着问话的人做出任何有礼貌的表示，仿佛那不是在问他。他那泛红的钱褐色的圆眼睛似乎是从鲁萨诺夫的脑袋旁边望了过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等他回答，就开始逐张查看手中那光滑的纸牌。就在这时他听到低沉的声音：
“同样的东西。”
跟什么是“同样的东西”？愚昧无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现在不再看他了，只顾仰卧在床上，就那么躺着寻思。
恰雷的到来和玩纸牌的事使他分了心，本来他在等报纸。今天这个日子太令人难忘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根据报纸可以对未来做很多预测。而国家的未来也就是你个人的未来。报纸会不会整个版面都加上黑框？还是只加在头一版上？照片占通栏还是占四分之一的版面？标题和社论会用什么样的措辞？自从2月份撤换了一大批人以后，这一切就格外意义重大。要是像平时那样上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倒是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一些消息，可是在这里，消息的推一来源就是报纸。
内利妞在床与床之间挤来挤去，任何一条通道都容纳不下她。但她擦洗得很快，瞧她快收尾了，马上就会把横贯整个病房的那条通道擦完。
瓦季姆照完了爱克斯光回来，就沿着这条通道走进病房，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那条病腿，面部不时由于疼痛而受到牵动。
他随身带着报纸。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向他招手：
“瓦季姆！到这儿来坐一会儿。”
瓦季姆停住脚步，踌躇了一下，随后拐进鲁萨诺夫床边的那个通道，坐下来时两手稍稍提着那条裤腿儿，免得擦到痛处。
看得出报纸已被瓦季姆打开过，现在折得跟刚到时不一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接到报纸，马上就发现版面的四周没有黑框，第一版上也没有照片。他急忙往下翻，仔细察看，报纸飒飒响，但是直翻到最后一版，哪儿也没找到照片、黑框或大的标题，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文章？！
“没有？什么也没有？”他问瓦季姆，可是不敢说出究竟没有的是什么。
他跟瓦季姆素昧平生。虽然瓦季姆也是个党员，但是还太年轻，也不是领导干部，而只是一个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很难想像他头脑里可能装些什么。不过有一次他倒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十分放心：病房里在谈论一些民族被集遣的事，瓦季姆从他的地质学书本上抬起头来，朝鲁萨诺夫看看，耸了耸肩膀，悄声对他一个人说：“那就意味着，总是有点问题。在我们国家，不会无缘无故让人流迁。”
就是通过这句正确的话，可以看出瓦季姆的聪明和思想上的坚定。
看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看错人！此时他无须向瓦季姆解释自己指的是什么，瓦季姆本人已经先找过了。他还把鲁萨诺夫由于激动而没有留意的一篇底栏文章指给他看。
这是一篇普普通通的底栏文章。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没有任何照片。只不过是科学院院士写的一篇文章。而且，不是为逝世两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没提全民的悲痛！没提他“活着并将永世长存”！而是关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
难道仅此而已？难道只是“若干问题”？仅仅是这些问题？建设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谈到建设？这样也可以写有关防护林带方面的文章9赫赫战功哪里去了？哲学天才在哪儿？科学泰斗哪里去了？全民敬爱何以不提？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皱紧了额头，怀着痛苦的心情透过眼镜望着瓦季姆那黝黑的面孔。
“这怎么可能呢？…，”他谨慎地扭过头去看看背后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睡着了：眼睛闭着，头还是那么倒垂着。“两个月以前——才两个月，可不是吗？——您该记得，是诞生75周年！一切都还按过去那样：巨幅照片！大字标题——《伟大的继承者》。可不是吗？……啊？……”
不，甚至不是危险，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威胁到还活着的人们的那种危险，而是忘恩！忘恩——这才是此刻最使鲁萨诺夫痛心的事情，仿佛他自己的个人功绩、他自己的无可非议的品德被唾弃、被否定了。既然震撼世纪的光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啃啮殆尽，既然最最敬爱的、最最英明的、你所有的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都得服从的那个人，在24个月之内就被推倒了，被压在底下，那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靠得住？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恢复健康？
“是这么回事，”瓦季姆说得很轻，“形式上前不久颁布过一项规定，不纪念逝世日，只纪念诞辰日。但是从文章本身来看，毫无疑问…”
他怏怏不乐地摇摇头。
他似乎也有一种委屈的感受。首先是为死去的父亲不平。他记得父亲是多么热爱斯大林！——不消说，超过对他自己的爱（父亲从来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也超过对列宁的爱。而且无疑超过对妻子和儿子的爱。提起家庭时他可以心平气和、谈笑风生，可是，提起斯大林时他却从来不是这样，他的声音都会发抖。斯大林的像，一张挂在父亲书房里，一张挂在吃饭间里，还有一张挂在孩子房间里。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看到墙上那两道浓眉、那浓密的胡髯、那庄重的面容，这面容似乎永远与恐惧和轻浮的欢乐无缘，其全部感情都压缩在一双黑眼睛的丝绒般的光泽中。还有，斯大林发表的每一次讲话，父亲都总是自己先从头到尾读过，然后选几段念给孩子们听，给他们讲解：这里，思想是多么深刻，阐述得多么精辟，而且，用的是多么纯正的俄语。后来，父亲已经去世，瓦季姆也长大了，他才开始感到那些讲话的语言似乎淡而无味，而思想一点也不凝练，倒是可以用简短得多的方式表达，像原先那样的篇幅本来是可以包含更多的思想的。他心中那么想，嘴上却怎么也不会说。他觉得，口头上还是以表达从小养成的崇敬之情较为合乎道理。
伟人逝世的那一天，瓦季姆还记忆犹新。老年人、青年人。孩子们都哭了。姑娘们号啕大哭，小伙子们默默地抹着眼泪。从泪水汇成的这片汪洋大海来看，似乎不是死了一个人，而是整个宇宙裂开了一道缝隙。给人的感觉是，纵使人类能熬过这一天，继续存在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可是到了两周年的时候，连表示悼念的黑框也没有花费油墨印上。甚至找不到这样一句普通的温暖的话：“两年前与世长辞……”而上次大战中无数战士正是喊着那个人的名字冲锋陷阵，作为他们说完人生的最后一句话而倒下的。
倒不是仅仅由于瓦季姆从小受到了那样的教育（习惯他能够改变），而是全部理智要求他考虑，对这位死去的伟人应当表示敬意。那伟人是光明的化身，他放射的光辉让人确信明天不会脱离先前的轨道。他提高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学者的地位，把他们从工资、住房等琐事中解放了出来。科学本身也要求他的稳定性、他的一贯性：即使明天也不要出现任何动荡，不要迫使学者们分散精力，脱离他们那最有贡献。最有意义的工作，而去处理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些纷争，去教育低能儿，去说服笨蛋。
瓦季姆心情忧郁地拖着自己的那条病腿回到床位上去。
这时恰雷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带着一提兜吃的东西。他把各种食品—一放进自己的床头柜里，那床头柜是放在另一边，不是放在靠鲁萨诺夫这边的通道头上，他一边放一边谦和地笑着说：
“趁胃还没切除的这最后几天能吃就吃！要不，往后光剩下肠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鲁萨诺夫真是无限羡慕恰雷：这才是乐观主义者！这才是好样的！
“醋渍番茄……”恰雷继续在往床头柜里放食品。他用手指直接从瓶子里捞出一只来吞了下去，眯缝着眼睛说：“啊，真棒！……
嘿，还有小牛肉。煎得多嫩，一点也不干硬。”他碰了碰，舔舔指头。“好一双女人的巧手！”
“这么说，您无疑是本地人，’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
“不，我不是本地人。我只是经常到这里来出差。”
“那就是说，您爱人在本地？”
但这话恰雷没听过去，他把空提兜拿走了。
回来后，他打开床头柜，眯缝起眼睛往里面瞧了瞧，又吞下一只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