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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1 科学：理性还是宗教？
许多世纪来，知识指的是业经证明的知识，即由理智的力量或感官的证据证明的知识。智慧及知识的诚实性要求人们必须放弃未经证明的说法，即使在思想中也必须尽量缩小推测与业经确立的知识之间的差距。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理智或感官的证明力便受到了怀疑论者的质疑；但牛顿物理学的光辉成就使他们手足无措。爱因斯坦的成果又把局面扭转过来。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或科学家仍然认为科学知识是、或可以是业经证明的知识了。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整个知识价值的古典结构便土崩瓦解，必须由别的结构来代替了：象某些逻辑经验主义者那样干脆将业经证明的真理的观念弱化为“或然的真理”观念，或象某些知识社会学者那样干脆将业经证明的真理的观念弱化为“随公议而变的真理”，都是不行的。
波普尔的杰出主要在于他充分地领悟到了所有时代的业经最充分证认的科学理论即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的崩溃意味着什么。他认为美德并不在于小心谨慎地避免犯错误，而在于无情地根除错误。一方面大胆猜测，另一方面无情反驳，这就是波普尔的妙诀。知识的诚实性不在于力图通过证明（或者“或然的证明”）来加强或确立自己的见解，而在于明确地规定自愿放弃自己见解的条件。虔信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人拒绝规定这样的条件：这是他们的知识不诚实的标志。信仰或许是一个可惜无法避免的、受批评抑制的生物学上的弱点；而虔信在波普尔看来则是彻头彻尾的罪过。
库恩则不然。他也反对科学通过永恒真理的积累而增长的观点，他也是由爱因斯坦推翻牛顿物理学而得到重要启示，他的主要问题也是科学革命。但波普尔认为科学是“不断的革命”，批评是科学事业的中心；而库恩认为革命是例外，甚至是科学之外的东西，在“常规的”时期中，批评就是诅咒。实际上，库恩认为从批评过渡到虔信标志着进步的开始和“常规”科学的开始。在他看来，根据“反驳”就可以拒斥、根除一个理论的观点是“朴素的”证伪主义。只有在极少见的“危机”关头才容许对主导理论进行批评，才容许提出新的理论。库恩最后这一论点已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我不准备讨论这一问题了。我所关心的是，
库恩由于认识到辩护主义和证伪主义都未能对科学增长提供合理的解释，现在似乎倒退到了非理性主义。
波普尔认为科学变化是合理的，至少可加以合理地重建，是属于发现的逻辑范围之内的。库恩认为，科学变化即从一种“范式”变为另一种范式是一种神秘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受、也不可能受理性规则的支配，是完全属于发现的（社会）心理学范围之内的。科学变化是一种宗教变化。
波普尔和库恩的冲突不仅仅是认识论中的一个专门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极为重要的知识价值。它不仅涉及理论物理学，也涉及到不发达的社会科学学科，甚至涉及到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如果甚至在科学领域中，除了对一项理论的支持者的人数、虔信程度和鼓吹力量作出估计之外，别无它法来判定该项理论，那么在社会科学学科中就更是如此了：强权即真理。这样，库恩的观点便维护了（当然是无意的）当代宗教狂（学生革命者）的这一基本政治信条。
在本文中我首先要证明，在波普尔的科学发现逻辑中，两个不同的观点混在一起了。库恩只懂得其中之一，即“朴素的证伪主义”（我愿用“朴素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这个词）；我认为他对朴素证伪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我甚至要加强这一批评。但库恩不懂得另一个更精致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合理性的基础不是“朴素的”证伪主义。我想尽力说明、然后再进一步加强波普尔这一比较有力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观点或许可以摆脱库恩的指责，把科学革命描绘成合理的进步，而不是宗教的皈依。
2 可错主义与证伪主义
为了更加看清上述两个对立的论点，我们必须按当时的实际重建“辩护主义”崩溃后科学哲学领域的形势。
“辩护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由业经证明的命题构成的。由于认识到严格的逻辑演绎只能使我们推导（传导真理），而不能证明（确立真理），他们对那些可用逻辑之外的方法证明其真实性的命题（自明之理）的性质有不同看法。古典唯理论者（或狭义的“理性主义者”）承认根据启示、理性直觉及经验所作的种种不同的、并且是有力的超逻辑的“证明”。这些证明，再借助于逻辑，使他们能够证明任何科学命题。古典经验论者只接受一些数量相对较少、表达了“确凿事实”的“事实命题”作为自明之理，它们的真值是由经验确立的，它们构成了科学的经验基础。为了只从这狭窄的经验基础、而不从任何其他东西来证明科学理论，他们需要一种比古典唯理论者的演绎逻辑有力得多的逻辑，即“归纳逻辑”。一切辩护主义者，不论他们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同意一个表达了“确凿事实”的单个命题可以证伪一个普遍的理论，但他们中极少有人认为事实命题的有限合取能够足以“归纳地”证明一个普遍的理论。
在过去的时代中，辩护主义，即把知识看成是业经证明的知识，是理性思想中的主导传统。怀疑论并不否认辩护主义：它只是坚持说没有、也不可能有业经证明的知识，因而无论什么样的知识都是不存在的。怀疑论者认为“知识”不过是动物的信仰而已。这样，辩护主义的怀疑论便嘲笑了客观思想，为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和迷信打开了大门。
上述形势说明了古典理性论者为挽救唯理智论的先验综合原则、古典经验论者为挽救经验基础的可靠性和归纳推理的正确性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他们全都认为科学的诚实性要求放弃一切未经证明的东西。然而这两派都被击败了：康德主义者的失败是由于非欧几何学和非牛顿物理学；而经验论者的失败则是由于在逻辑上无法确立经验基础（正如康德主义者指出的，事实不能证明命题）和归纳逻辑（任何逻辑都不能无错误地增加内容）。结果表明一切理论都同样是无法证明的。
哲学家们迟迟不承认这一点，原因是很明显的：古典辩护主义者担心，一旦他们承认理论科学是无法证明的，他们就不得不作出结论说理论科学是诡辩和幻觉，是不名誉的欺骗。概率主义（或称为“新辩护主义”）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否认必须作出这种结论。
剑桥大学的一些哲学家对概率主义作了详尽的阐述。他们认为尽管科学理论都是同样无法证明的，但相对于可资利用的经验证据，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或然性（就概率计算的意义而言）。这样，科学的诚实性所要求的就比原先想的要少：科学的诚实性在于只讲或然性高的理论；甚至只要求为每一科学理论指明证据，并根据这一证据指明理论的概率。
当然，对于辩护主义的思想来说，以概率取代证明已是一大退却，但是实际上即使这一退却也还是不足的。主要是由于波普尔的不懈努力，结果很快就表明，在非常一般的条件下，不论证据是什么，一切理论的概率都是零；一切理论，不仅是同样无法证明的，而且是同样无概率可言的。
许多哲学家仍然争辩说，未能对归纳问题至少作出一种概率主义的解决，意味着我们“几乎抛弃了一切被科学和常识认作知识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证伪主义在评价理论方面，以及一般说来，在知识的诚实性标准方面所带来的戏剧性变革理应受到重视。对于理性思想来说，证伪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的、相当大的退却。但因为这是脱离乌托邦标准的退却，它清除了大量的虚伪和混乱的思想，因此，它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进步。
（a）独断的（或自然主义的）证伪主义。经验基础
首先我要讨论证伪主义的最重要的一派：独断的（或“自然主义的”）证伪主义。独断证伪主义毫无保留地承认一切科学理论都是可惜的，但它却保留了一种不会错的经验基础。独断证伪主义是严格地经验主义的，然而却不是归纲主义的，它否认经验基础的可靠性可以传导到理论中去。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