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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好人，”邦德说，“我很喜欢他。”
“他隶属法国情报局，”马西斯说。“人挺不错，过几天我将向你谈谈他的情况。他认为你是一个神人。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这些话可以稍后慢慢说。你也知道，还有许多善后工作有待处理。我一直被巴黎方面纠缠着，当然，伦敦，甚至美国华盛顿方面也通过我们的好朋友莱特不断找我问这问那。顺便说一句，”他转了话题，“你们M 局长来电话了，他亲自和我通了话，要我转告你，你的所作所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最后说：‘哦，请告诉他，财政部松了一大口气。’然后他就挂掉了电话。”
邦德高兴地笑起来。使他感到最激动的是M 局长本人打电话给马西斯，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且不谈M 局长的身份，他从不与国外情报机构直接联络的。邦德这才体会到，他的这番意外在情报局这个绝密机构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就在我们发现你的那天，一个又高又瘦的独臂男人从伦敦来到这儿，”
马西斯继续说道，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邦德对这些消息要比其它事情更有兴趣，“他选好了护士，检查了所有的工作。你那辆本特利轿车他也派人送去修理了。他甚至与琳达小姐谈了好长时间，指示她照看好你。”
邦德想，是S 站站长。他们一定给了我最好的待遇。
“好了，”马西斯说，“我们现在谈正经事。是谁杀了利弗尔？”
“锄奸团，”邦德回答。
马西斯惊叹了一声。
“天哪，原来他们早就盯上了他。那家伙长得什么样子？”
邦德大致叙述了利弗尔死时的情况，他只讲了最重要的细节，其余的话省去了。他虽然费了很大气力，但是很高兴讲完了所要说的话。他回忆着当时的情景，仿佛又置身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梦魇。冷汗从他前额上沁出，他的身体又开始隐隐作痛起来。
马西斯忽然明白自己太性急了。邦德的声音已越来越无力，双眼暗淡无光。马西斯猛地合起速记簿，将一只手放在邦德的肩上。
“请原谅，我的朋友，”他内疚地说，“现在一切结束了，你很安全。
一切进展顺利，整个计划实施得极其满意。我们已经对外宣称，利弗尔用枪打死了自己的两名保镖，然后畏罪自杀了，因为他偿还不起所欠的工会资金。
斯特拉斯堡和北方工会正在严厉调查此事。他曾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英雄，法国工会的支柱。可是有关这些妓院和赌场的内幕揭穿了他的真面目，所以他所在组织的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联想到不久前托雷兹刚刚下台，会使人觉得这个组织的所有大人物都是腐朽之辈。天晓得他们将怎样收拾这个残局。”
马西斯发现自己的话语产生了理想的效果，邦德的双眼又亮了起来。
“还有最后一个秘密，”马西斯说，“说完这个秘密，我保证马上离开。”
他看了看手表。“医生一会儿就要来赶我了。好，那笔钱呢？它在哪里？你究竟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了？我们也仔细地搜查了你的房间，却一无所获。”
邦德咧开嘴笑了起来。
“在里面，”他说，“肯定还在。每个房间的门上有一个小小的方形黑塑料板，上面写着房间号码。当然是靠走廊这边。那天晚上莱特离开后，我只是打开房门，用起子卸下去房间号码板，将折好的支票塞在里面，然后将板子上紧。支票一定还在那儿。”他微笑着。“让我觉得开心的是，呆头呆脑的英国人还能指点聪明的法国人。”
马西斯高兴地大笑起来。
“我猜想你这样做也从我那儿学来的，因为我曾经教过你如何揭开芒茨夫妇设置的窃听器。咱们一比一平局。顺便说一句，我们已经抓住了芒茨夫妇，他们只是临时被雇来干这种事的小人物。我们马上就会得知，他们将坐几年牢。”
当医生板着脸进来时，马西斯迅速站了起来，最后看了邦德一眼。“出去，”医生对马西斯说。“出去，不要再来。”
马西斯向邦德愉快地挥了挥手，刚说了几句告别的话，就立刻被医生撵到了门口。邦德听见一阵不满的法语消失在走廓外面。他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但是心中因为刚刚所听到的一切而感到无比欣慰。他不自觉地想起了维纳斯，然后很快睡去。
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答，不过，没关系，可以慢慢搞清楚的。
第二十章 各抒已见
邦德的身体日趋好转。三天以后，当马西斯来看他时，他已能用双臂支撑着坐在床上了。他身体的下半部还裹着长方形的白布单，但是他显得很愉快，只是偶尔出现一阵疼痛时，才见他眯起眼睛。马西斯显得垂头丧气。
“这是你的支票，”他对邦德说。“我也多么希望口袋里能有一张四千万法郎的支票，走到哪里都神气。最好还是在上面签上字吧，我去替你将钱存入你的帐户。还没有发现我们那位“锄奸团”朋友的迹象。一点踪迹也没有发现。他一定是步行或骑着自行车抵达那幢别墅的，因为你没听见他抵达的声音，那两个保镖显然也没听到。这真是件怪事。我们对这个‘锄奸团’组织了解甚微，伦敦也不清楚。华盛顿说他们了解；但是那都是些从审讯政治避难者中得来零星材料，毫无意义。就好象在伦敦街头拉住一个行人打听英国情报局的情况、或者向普通法国人询问法国国防部情报处情况一样。”
“那个人也许是从列宁格勒途经华沙转道柏林而来的，”邦德说。“到了柏林，就有许多去欧洲其他地区的路线。他现在一定已经回到了他的国家，并向上司汇报没有打死我。我想，他们通过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办理的几件案子而了解到许多关于我的情况。他显然以为在我手上刻下表示间谍的标记是聪明之举。”
“那到底是什么？”马西斯问。“医生说这些刻痕就象一个正方形的上面带有一个尾巴的M ，但不知有何含义。”
“我当时只瞥了一眼就昏了过去。但是，在护士给我敷裹伤口时，我看了几次刻痕，我敢肯定这是俄文字母SH，看上去就象一个拖有一条尾巴的倒置的M 。这是‘锄奸团’组织的缩写字母，他认为应该在我手上刻上这个标记，表明我是间谍。这鬼东西确实让人讨厌，M 局长在我返回伦敦后肯定要我再次住院，把一块新皮移植在我右手的整个手背上。不过，即使留着这标记也没什么关系。我已决定辞职。”
马西斯嘴大张着，呆呆地瞧着他。
“辞职？”他不相信地问道。“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邦德的视线从马西斯身上移开，审视着自己裹满绷带的手。
“当我被利弗尔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时候，”他说，“我突然希望自己能活下来。利弗尔毒打我之前，说了一句话，至今仍在我脑中的回荡。他说我和他一直在赌博。现在，我突然觉得，他的话也许是对的。”
“你是知道的，”他说话时眼睛仍看着绷带，“小时候，我们动不动就把人分为好人与坏人。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难区分善恶了。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孩子们很容易确定自己心目中的坏蛋和英雄，都想长大以后成为一个英雄，杀死敌人。”
他虔诚地看着马西斯，语调沉稳地讲下去。
“这些年来，我亲手杀死过两个坏蛋。第一个坏蛋是在纽约破译我方密码的日本专家。他在洛克菲勒中心美国无线电公司大楼的第三十六层楼上工作，那儿是日本领事馆所在地。我在它旁边的一个摩天大楼里的第四十层包了一个房间，从那里越过街道可以清楚看到他在房间的一举一动。洛克菲勒中心大楼的窗户都装有双层玻璃，很结实，以便起到隔音作用。于是，我在我们在纽约的分局里选了一个同事，带上两枝带有望远瞄准器和消声器的‘雷明顿’牌长枪。我们把这些器具偷偷运到我的房间。坐等几天后，机会终于来了。我们两人商量好，他先向那人射击，一秒钟后我再射击。他的任务是把玻璃窗射穿一个洞，这样我可以通过那个洞射死那个日本人。我们的计划非常成功。正象我料想的那样，他的子弹打在了窗户玻璃上弹了回来，飞到了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我紧接着开了枪，子弹正好从他射击的那点穿了过去。正当那个日本人转过脸看着被打坏的窗户时，我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脖子。”
邦德抽了一会儿烟。
“那次行动干得漂亮利落。距离三百码，不是面对面地搏斗。第二次在斯德哥尔摩就不同了。我必须干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