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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走进他的公寓就把公文箱从卧室护壁板后面分隔的贮藏处找出来，把它打开，从中拿出本来放在办公室保险箱里的档案。他拿着文件走到起居室，开始仔细阅读档案。
弗莉克担负起家庭主妇的角色，走进厨房，给邦德沏茶，茶又热又浓；邦德一边啜茶，一边一页页翻着又薄又脆的档案，从中寻找有用的材料，不时地在档案上记一笔。在档案上他找到了想要的材料，首先找到了关于克劳迪奥·卡劳索将军被暗杀的材料，接着找到了关于国会议员阿尔齐·肖的材料。其他两个人的材料需要进一步核对——俄国作家帕维尔·格鲁斯切科夫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要人马克·菲什。
他打电话给巴黎一位匿名者；那人浏览他们最近获得的关于格鲁斯科切夫被谋杀的情报时，邦德耐心地等着。当那人从离爱丽舍宫不远的一个办公室给他轻声念资料时，他一边微笑着点头，一边在档案上做着笔记。
他接着打电话到华盛顿，在通话时稍微耍了个花招就弄清他所要找的人到哪儿去了；他原来和一个来自五角大楼的朋友到弗吉尼亚的阿林顿吃晚饭去了。华盛顿那个人问他还有多久就需要那份情报，回答是昨天就需要。“如果那份情报果真那么重要，我就到兰利那儿去，并忙给你回话。”他说了这番话后补充说，邦德大概是世界上他愿意为之干这类事情的唯一的人了。一个钟头以后电话响了，邦德又微笑着做起了笔记，听筒紧紧地压在耳朵上。
他告诉对方说：“你讲的正是我想要听的的，我欠你一次情。”
“我是要收帐的！”华盛顿的那个人挂断了电话，驱车回到他在阿林顿的房子；他那个来自五角大楼的朋友在他的房子里耐心地等着——她是总参谋部三局的成员，二十八岁，她那两条腿在纽约这边可算是无与伦比了。
接着邦德拨通了住在吉勒斯街查尔芬特的一个朋友的电话，向这个几乎两年未见的老朋友问候，像往常一样互相开开玩笑后谈话就转到栽培杂交玫瑰的问题上。这次通话延续了近30分钟。
在邦德打电话时，弗莉克一直在卧室里阅读一本平装本的书；他打完了电话才把她从卧室里叫出来。
“福尔摩斯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 她坐到一张很大的皮睡椅上，姿态优美。“你悟出了生与死的奥秘没有？”
“像他们在电视上的警匪片中所说的那样，只把几个结连接在一起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但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至少要加上一个人的姓名才能说明问题。你看看……”他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彼此靠得很近；那4份档案就放在他的大腿上。
“你一定知道，一旦发生了谋杀或暗杀事件，最常见的做法之一是对参加受害者葬礼的人进行全面监视。今天我们秘密情报局和安全局都有人在那里。安全局军事情报处五科那两个人你已看见了，而我的伙计则没有露面，但他们肯定在附近监视。你还要知道，他们的任务是要认准去追悼的每一个人；葬礼一完，通常由另外一个人去仔细检查那些所谓供花，把那些题词记下来，如果有必要就追查那些题词是什么人写的。就警察、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而言，这件事是很容易做到的。”
“当然容易做到。是的，这种做法是司空见惯的。”
“那朵杂交玫瑰你看见了，真奇怪。这么美的玫瑰花我还从未见过。花瓣几乎全都一模一样，那血红色的瓣尖好像是画上去的，彼此非常对称。还有，那朵花上的题词也奇特，会使那些非常迟钝的见习侦探感到茫然。”
“事情必须这样结束。再见。”她轻声嘟哝着。“题词肯定是这样的，这也许是谋杀者的题词，你说呢？但这也许是……”
“对，你总算说对了。上个星期在劳拉·马奇被谋杀前所发生的那四起谋杀事件……”
“嗯？”
“在那几次葬礼上都有一朵同样的杂交玫瑰花，在玫瑰花上都挂有同样题词的卡片，这难道不使你感到奇怪吗？罗马的那位将军，伦敦国会议员，巴黎的老帕维尔，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要人菲什。国会议员肖和那位俄国人显然应该没有花才对，然而在每个葬礼上都有那样的玫瑰花……”
“题词一样吗？题词的字句都一模一样吗？”
“一模一样，字字句句都相同，没有人能查得出是谁送的；它们简直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墓旁或火葬场。有一条小线索，但没有多大意义。在巴黎，葬礼举行之前葬礼承办人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在墓地周围徘徊；而在华盛顿有人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小学生在殡仪馆里看花。”
“雇佣小孩把玫瑰花放在那儿，是不是？”
“这正是我要去搞清楚的。”
“题词都一模一样——哦，是的，我已经问过了。”
“字字句句都相同。有个凶手或几个凶手留下了一张名片，这倒像有一个恐怖主义集团声称对谋杀负责；有个人或有个组织告诉我们，他们不仅谋杀了劳拉而且还谋杀了四个知名度很高的人。”
“你所说的名片就是那朵玫瑰花吗？我听见你与一位种花的专家谈论玫瑰花的事呢！”
他没说话，把四份档案合了起来，叠在一起整齐地放在膝上。“那是一件最有趣的情报。与我通话的那个人可能是全世界最内行的玫瑰专家了。他本人栽培出至少12个新品种的玫瑰花；其他栽培者栽培什么他也无所不知。”
“他给你提供谁的名字没有？那是不是一种很著名的玫瑰花？”
“并不很著名，但他知道有个人一直在试验，想栽培出一种每片花瓣都有血红色尖端的玫瑰花。但就他所知，那种玫瑰花实际上并未栽培出来。他告诉我，去年在一次花展上有一朵那样的玫瑰花，但是那朵花未臻完美，栽培者仍在努力，使之尽善尽美。那朵花被命名为‘沥血的心’；实际上还曾与那个栽培者谈过话，那位栽培者说，她认为一种尽善尽美的品种将在一两年内培植出来。”
“那个栽培者是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人？”
“是一个我们正要去结识的人。她是个寡妇，今年四十一岁，名叫梅芙·霍顿，是戴维·德拉贡波尔的妹妹；她现在和她的哥哥住在一起；他们住在莱茵河畔戴维的城堡——德拉赫堡。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发现的那封信的话，那么，梅芙·霍顿的哥哥戴维·德拉贡波尔就是劳拉·马奇的‘兄弟和亲爱的已逝的情人’了。”
“这么说，我们是要去拜访戴维·德拉贡波尔和他的妹妹了，是不是？”
“是的，我们一定要去。”
他又打了两个钟头的电话，首先询问飞机各次航班的时间、订购机票、预订旅馆房间和轿车，接着与许多政府机构进行了官方的联系，略施小计弄清了德拉贡波尔在德拉赫堡的电话号码，一直到午夜才一切就绪。
星期四早晨他们飞到波恩，取出租用的宝马牌的小轿车，沿着莱茵河驱车长途旅行到安德纳赫，他们在那怡人的“莱茵别墅”度过了星期四晚上和星期五上午的部分时间。“莱茵别墅”这家旅馆的服务员告诉他用他们套间里的电话可以打电话给德拉贡波尔，于是他就利用那台电话与德拉贡波尔取得了联系。
接电话的是个妇女，她的德语说得很流利，但英语口音很重，所以邦德索性直截了当用英语说：“是霍顿夫人吗？你是霍顿夫人吗？”
“是的，你是谁？”她说话的声调低沉而且非常沉着，令人听起来觉得她好像是个每次电话铃响都预料来了坏消息的女人。
“你不认识我，霍顿夫人。我的名字叫邦德，詹姆斯·邦德。我很有必要跟你的哥哥德拉贡波尔先生谈一谈。他在家吗？”
她正要说话却又停了下来，好一会不说话。邦德感到她旁边还有别人，过了一会她才问：“波尼德先生，有什么事要谈吗？”
“是邦德！”他纠正说。“我是英国一个政府机构的代表。瑞士的对等机构派了个人和我一起来。如果方便的话我确实很有必要和德拉贡波尔先生谈一谈，如果不方便那我当然就得等一等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尽快谈一谈最好。”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觉得她可能用手捂着话筒正在跟别的人谈话。
接着全世界都熟悉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邦德先生吗？我是戴维·德拉贡波尔。”这声音不会叫人弄错，肯定是戴维的声音。他一边说话，邦德心里就一边浮现他的相貌：平静、沉着、镇定、庄重；这些特点哪怕在电话里也听得出来。
“先生，对不起打扰你了，但是这的确十分重要。”
“我的妹妹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