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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贡波尔1989年底宣布退休，而实际上到1990年才退休。”坦纳说起话来就像背书一样。 “这儿有统计材料。1990年2月，在三天时间里，一位知名的恐怖分子被枪杀于马德里街头，一位斯堪的纳维亚政治家在赫尔辛基因炸弹爆炸而死于非命，一位年高德劭的音乐家因他的轿车制动器失灵而在里斯本城外几公里处死于车祸。后来，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有人故意把液压制动器的液体抽掉了。葡萄牙警方迄今为止仍把这一事件作为谋杀案加以调查，另外两起事件则假定是恐怖分子所为，但是没有任何恐怖主义集团声称对此负责。”
“而……”邦德想说话，但M举起了一只手。
“让他把话说完！”他严厉地命令道。
“1990年11月，”坦纳接着说，“在两天时间里，在柏林和布鲁塞尔又发生了两起恐怖事件。阿布奈达尔这个组织的两位著名成员坐在施泰根贝格旅馆休息室里被无声武器杀害。当时无人看见该事件怎样发生，无人听到声响，无人声称对此事负责。第二天早晨，在布鲁塞尔交通高峰期间，一位美国高级军官的轿车被一枚炸弹炸得粉碎，他本人也不幸身亡。这次，也没有人声称负责。”
“但是，我们……”
“对不起，詹姆斯，还没说完呢！”
邦德耸耸肩，无可奈何地等着坦纳把一系列谋杀事件和灾难的清单背完。
“1991年4月， ”坦纳看着他手上的夹纸板说，“在伦敦、纽约和都柏林，这次也是在三天时间里发生的。英国王室的一位密友被一辆奔驰牌汽车碾死，这辆车的主人是谁至今尚未查出来。此事上午10点钟发生在斯特兰德路，在两英里外发现了那辆车。毫无疑问，这不是普通的肇事逃逸，那个人是被谋杀身亡的。然而仍没有人声称负责。 第二天下午在纽约的沃尔多弗…阿斯托里亚外面，一位美国外交官被人用打猎的强弩射死。当时在人行道上和他的前面至少有30人。毫无线索，也没有人声称负责。第三天下午，一个女人走进离都柏林的斯蒂芬草坪不远的一间酒吧，从她的手提包里掏出一支手枪把爱尔兰一位政客当场射死。人人都认为是爱尔兰临时共和军的坐探所为，因为那位政客公开宣布反对爱尔兰临时共和军。但是他们否定与此事有关。这与婚外恋丑闻也毫不相干。”
“1991年12月，同一天在巴黎和摩纳哥有两个人被谋杀。一名驻巴黎的外交官在办公室遇害，另一个是国际著名的律师，吃完中饭离开饭店时被枪杀，两人都是因近距离射来的子弹击中头部而死亡，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人宣称负责。
“最后，还有今年发生的一系列悲惨事件：在罗马的将军，在伦敦的阿尔齐·肖，在巴黎的帕维尔·格鲁斯科切夫，在华盛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要人，继以上几人被谋杀之后劳拉·马奇又在瑞士被悲惨地杀害了……”
邦德实在忍不住了：“这一切都说得很好，但我们能否把这一系列事件与……”
“与戴维·德拉贡波尔联系起来，詹姆斯，是不是？能联系起来。我应该说我们知道，在上述时间他不在德拉赫堡，不在爱尔兰老家，也不在康沃尔。其他情况不明。我们有文件证明，不管是在那些谋杀事件发生的当天或者是在那些谋杀事件发生的几个钟头之内他都在有关的国家里。这个家伙使用两个护照——明目张胆地以戴维·德拉贡波尔的名义使用自己的护照，和已故的劳拉·马奇出国度周末时则使用劳拉的哥哥戴维·马奇的护照。从这一情况看，他好像要让我们知道在那些谋杀事件发生时他在现场。”
邦德点点头：“我问过他，他承认他去过罗马、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却不是在那些谋杀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他还说，在劳拉·马奇被谋杀时他在空中，正从华盛顿飞往苏黎世。关于这一点以及关于在布朗旅馆里对钱特里女士的未遂谋杀我们还知道别的什么吗？”
“知道。”比尔·坦纳似乎高兴起来，“在布朗旅馆的刺杀案件与我们谈的毫无关系。警察已逮捕了那个凶手，他也交待了，那不是认错了人的误杀而是一起相当下流的桃色事件，听了令人作呕，不值一谈。我们还和钱特里女士详谈过。据她回忆，她似乎觉得是劳拉·马奇向德拉贡波尔提出解除婚约的。当然她觉得很苦闷，但这就使他有了作案动机。”
“这与德拉贡波尔对我说的可不一样！”
“难道他还会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也许不会。卡梅尔·钱特里的安全现在是否仍得到保证？”
“她失业了。他们把工作上与格兰特有密切联系的人都撵走了。那个家伙实在不称职，现在是他们的大清洗时期。他们给钱特里开了个隆重的告别会，大大地赞扬一番就打发她走了。不过她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邦德皱起眉头。“我仍然关心马奇被杀的事。这真的有点不大对头。我想我们应该核对一下德拉贡波尔的活动，检查一下他的旅行记录……”
M显得不耐烦了。 “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詹姆斯，他的确有个同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同谋——他总是紧紧跟着德拉贡波尔去旅行，相差时间通常只有几个钟头。这才是唯一合乎逻辑的事实。”
“为什么呢？”邦德用一只手狠狠捶了一下膝盖。
“是为什么有个同谋还是为什么他要去杀人？”M又扬起头，望着比尔·坦纳。
“他似乎总是像鬼迷心窍一样，事事斤斤计较。”坦纳翻着夹在书写板上的记事纸。“他在工作中总是过分计较自己的利害得失，无法克制自己。实际上这是一种怪癖，也是一种畸形心理。他总是出差错——通常是关于历史方面的相当愚蠢的错误。他的错误一旦被人发现，他就火冒三丈，只责怪别人，从不责怪自己。为什么他用这种方式杀人？精神病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方面由于他太注意小节，另一方面由于他有必要以破坏性的行动去表现自己。他在计划杀害匡蒂科山上一系列知名人物的准备阶段时，才真正得到乐趣，他们实际的被谋杀只像要求谢幕的掌声。精神病学家们怀疑他是否意识到谋杀的重要性。”
邦德问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他们说，这种说法有道理。”坦纳开始引用精神病学家的书面报告和心理学界著名人物的长篇论文。“我们毫不怀疑，他是个危险的怪人，但也是个非常聪明的怪人。我认为单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还不能把他关进牢房。”
“但是，他究竟是怎样把情报弄到手的呢？就以卡劳索将军的被谋杀为例，除了十分接近教皇的人以外，没有人得到丝毫暗示，说卡劳索将在那时到梵蒂冈去。还有那个俄国人，关于他的情报又怎样弄到手的呢？他的记者招待会是在举行前几个钟头才公布召开的。”
“问得很有道理！ ”M又显得不耐烦了。“你要知道今年早些时候，也就是春天，德拉贡波尔就到过罗马、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好像是演习似的——我们认为他现在到米兰和雅典来也是为了演习。至于他是如何得到有关情报的，我认为你一定了解，德拉贡波尔在当演员时混得最红的那几年里在上层社会结交了不少朋友。德国警方已开始回头去查对德拉赫堡的电话记录。他所接到的电话大多是从不大可能的地方打来的，他打出去的电话情况也一样。”
“还有，我们又怎么知道他此刻还在米兰这儿呢？”邦德的思想已开了小差，想到了弗莉克在德拉赫堡所听到的关于电话的谈话。
“邦德先生，肯定无疑他仍在这里。”那个衣着华丽的意大利人第一次开了腔。
“啊，詹姆斯。”M站了起来。“我想要你们见见季安内…弗朗科·奥尔西尼；因为有更佳的词语来表达，我只好说，他是意大利方面职位跟我相同的人，一贯非常合作。我们欠他的情太多了；到了我们了结此案之时，甚至你们的小命也许是他救的呢！”
季安内…弗朗科·奥尔西尼客气地稍为鞠鞠躬。 “请相信我好了，邦德先生和你——我亲爱的冯·格鲁塞小姐——德拉贡波尔这个人在你们之前几个小时飞抵米兰，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仍在这里。”
“他是为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