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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幅都有一首短诗，一首二行或四行诗作相应的评论。这些诗押孟加拉文的韵。这些以诗歌为形式所作的评论表明，尽管泰戈尔拒绝承认，他却已经指出了他的画蕴含着的意义。也就是说，他指出了那种只能通过微妙的暗示来传达的内在意味，而且这些画确实意味深长。
当泰戈尔的绘画作品首次在欧洲展出时，许多评论家不禁联想到了史前艺术。不久，他的作品就给贴上了“原始主义”的标签。泰戈尔的绘画从什么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原始的？这个问题在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的一段话中，得到了解答，这段评论说：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举办的一个画展，破天荒地将现代原始主义艺术的真正楷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人们或许会亟于知道艺术家、评论家们作何反应，他们长期以来就追求并称道源于欧洲的、更适当的原始主义、拟古主义以及仿原始流派；他们会赞赏这种道地的东西吗？这是一种真正原始的、真正朴实的表达方式；青春常在的惊人例证驻留在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身上……。
库马拉斯瓦米的这一观点，即原始艺术与古代和中世纪传统社会的艺术基本上是相似的，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泰戈尔绘画及其估价。库马拉斯瓦米反对诸如现代抽象同原始艺术的拘谨僵化有关，或者说前者从原始艺术中受到启发等观点。从库马拉斯瓦米对原始艺术家的评论来看，泰戈尔不是一位室内装饰画家，而是过分精细的人；他从整体上观察生活；他的抽象主义不是个人惯用的一种艺术手法。
泰戈尔的画表明：他是开创现代印度艺术新纪元的先驱，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形式主义”，而是由于他的世界主义，因为他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艺术不是一座豪华的墓穴，静止不动地呆守着以往的一具孤零零的僵尸。”他在《艺术与传统》中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艺术属于不断更新的生活，它出人意料地接连演变，在朝圣的路上，探访现实中未知的一座座殿堂，走向一个同过去有着天渊之别的未来。”常规体例，如果只是机械地为人们所接受，就会变得象“一些表情呆板的面具”，无法对人生这一出不断变化的戏剧作出反应。这一精神尤其适于艺术观念。
泰戈尔说过，“当谈到印度艺术的时候，我们指的是立足于印度传统与气质的某种真实性。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明确，人类文化中是没有绝对的种姓限制这类东西的。印度的传统与气质具有结合并产生新的不同变种的能力，这种结合已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位杰出的现代艺术家兼评论家指出，姑且不论泰戈尔的非正统手法，“单从某种不引注目但却明白无误的风格来看，他的画无疑是印度人的”。尽管我们无法将古代或中世纪印度绘画的直接源流阐述得十分精确。泰戈尔强调，古代印度艺术家是善于接受新的影响的。“我们的艺术家不厌其烦地提醒自己是印度人这一明明白白的事实。因而，虽说他们尽情地欣赏一切借鉴，他们却毫不掩饰自己是天生的印度人。”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对印度艺术的传统与现代性的态度。
说泰戈尔在绘画中表现出了他性格的一部分，即渴求在其他创作领域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没有什么道理。他的画与诗歌或者音乐并非割裂开的。另一方面，绘画以其新的强调方式来丰富了他创作上的表达方式。泰戈尔本人的评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将自己的画称为“我用线条作的诗”。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我的清晨充满了歌声，让日暮时分充满色彩吧。”这表明，泰戈尔本人将绘画看作自我表现的一种新的渠道，与别的渠道不同，但并不对立。半个世纪以前，他就请求自己的生命的神力赋予他各个方面的表达方式。生命的神力多次不期而然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现今已通过他的绘画表现出来。泰戈尔在一封书简中谈到自己的绘画：“当我的生活书卷的不同章节全都临近结束的时候，我生活中的主宰之神乐于将这个前所未有的良机赐予我，使我有了写出它的尾声的功力。”
横跨东西方的诗圣
——文学风格和世界影响
文学风格
在泰戈尔身上，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奇异而自然地和谐交融。他反对宗教偏见、种姓制度和腐朽的社会风俗，主张科学进步，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十分珍视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泰戈尔和他的作品，是整个时代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在思想上，他将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东方式的现代思想；在形式上，他将西方各种文学体裁加以引进，与本民族传统写作技巧相结合。他毕生追求协调东西方文明。他潜心研究东方和西方文化，十余次远渡重洋周游列国，与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一大批世界知名人物交往，在印度举办比较文学讲座等等，都是他交融和协调东西方文明的具体努力。
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很难同作家的世界观和政治态度截然分开。泰戈尔的思想和世界观的来源比较复杂。印度的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思想，都对他产生了影响，其中以印度的传统思想为主。这种思想中的复杂性充分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所谓印度的传统哲学思想是指梵我一体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泰戈尔的许多诗歌中都有所表露。他的诗歌中还有不少神秘主义的东西。
泰戈尔不相信宗教，不管是印度的还是欧洲的。他曾明确声明，他不能给自己制造一个上帝，然后再顶礼膜拜。天堂和人间比起来，他的重点是在人间；神仙和凡人比起来，他的重点是在凡人身上。黛维夫人说：“他对人们的天性怀着无限的信心，他是极端乐观的，他有时候相信不配他相信的人。”她又说：“（他）能够克服理智的、教育的、甚至经济的障碍，去接近人们赤裸裸的心，把人当做人看待，这样的道德品质是无法估计的。”因此，他很容易接受人道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构成他的大量作品的一种基调。
泰戈尔的创作生涯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同他的生活密不可分的。第一阶段从童年时期一直到1910年左右。在这期间，他积极参加反英的政治活动，情绪昂扬，精力充沛。作品主要歌颂民族英雄，宣扬爱国主义，提倡印度民族大团结，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的罪恶。第二阶段包括泰戈尔同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分手，退出运动，过着半退隐的生活时起直到 1919年再次积极参加运动，共十年左右。这期间，他的爱国主义的激情有所消退。他的诗歌创作也相应有了些改变，变得消减政治内容，淡化政治激情，好象是已经脱离了现实世界，处在一片风光明媚只有爱和儿童的仙境之中。象《吉檀迦利》、 《新月集》、《飞鸟集》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第三阶段从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开始。英帝国主义的残酷的暴行刺激了诗人的爱国心和自尊心。他又开始关心政治，积极投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这期间，他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又有了改变。词句明朗了，内容充满了政治激情。他痛斥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斥责帝国主义分赃的慕尼黑会议，他严厉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分子。他对世界上一切侵略的丑类无不口诛笔伐，表现了诗人的正义感。从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泰戈尔无愧于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个称号。
关于泰戈尔作品的艺术特色，在诗歌方面，印度古典文学和孟加拉民间诗人的抒情歌曲，对他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事实上，根据《家庭中的泰戈尔》的记述，泰戈尔对古典梵文文学，除了两大史诗和《沙恭达罗》以外，评价并不高。他认为梵文文学过分矫揉造作。他说：“我觉得，迦梨陀娑对喜马拉雅山的描绘不好，太雕琢了。我奇怪，这个伟大诗人怎么能写出那样的东西，而文学爱好者为什么那样欣赏。整个梵文文学是矫揉造作的、夹缠拖累的、苦心雕琢的诗篇——《沙恭达罗》除外，在梵文文学中找点真正好东西，很难”。泰戈尔赞成不押韵、不雕琢的所谓自由诗。黛维夫人说：“孟加拉文的诗歌虽然早已从陈腐的韵律中解放了出来，解放者就是诗人自己，当代的自由诗现在正摆脱押韵的办法，也摆脱特殊的诗歌语言，多半是用纯洁的散文写成的，这种解放了的孟加拉文诗正确的译名是 ‘散文诗’。”泰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