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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不紊也。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诚之贯乎通复者，在吾
②
心且时出不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命”主宰天地万物，也可说是“理”
最终主宰天地万物以*0社会道德伦理。
曾国藩宣扬以“诚”为本的思想，认为“诚”是宇宙万物及其变化的根
源。在他的著作中，“诚”被说成是一种具有客观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
“窃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人德业所以大兴，皆诚为之
③
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同时，曾国藩的“诚”说也
带有陆王心学的痕迹。他在许多的地方把“诚”又解释为一种道德修养与主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复颍州府夏教授书》。以下凡引曾国藩文，均出自《曾文正公全集》。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顺性命之理论》。
③ 《书札·复贺耦耕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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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精神。他说：“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地，诚
④ ⑤
便是忠信。” 又说：“君子之道，莫大乎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比较看
中“诚”的主观属性的一面，主张充分发挥这种主观精神与运气搏斗。之所
以如此，是基于他与太平天国长期对抗的实践经验。他把自己历经挫败，最
终赢得胜利既看作是天意，又看作是主观精神奋斗的结果。
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继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说，并有所发挥；在论
述知、行关系时，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特色。
曾国藩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基本上与程朱一致。他说：“格物致知
之物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
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穷理也”，
①
“此致知之事也”。在他看来，一切现象，不论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物质，
皆为“所格之物”，而格物在于“穷理”。朱熹有言：“心具万理，万理具
②
于心”，曾国藩也说：“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其省察涵养以存
③
心之理，即格物也。”即把“格物”的目的说成是“究其存心之理”。
曾国藩引用朱熹的话来论证“格物致知”的命题。他说：“朱子曰：‘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
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
④
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之一理也。”这里，所谓“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是就认识主体而言，“知”乃是存于心中的“天理”，即曾国藩所指的“存
心之理”、“好恶之良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就认识客体而
言。如何识得“天理”？在朱熹那里，万物产生于“一理”，“一理”统摄
万物。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认识“至殊之分”，才能把握“一理”，
也就是说，只有认识到具体的事物，才能认识抽象的“理”。而这统摄万物
之“理”，在封建社会中主要表现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纲常。这样，封建
伦常也就成为“格物”的对象，而道德完善自然就是认识的最终归宿。
曾国藩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他认为，“知”
与“行”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学亦在此”。
就“知”与“行”的先后而言，曾国藩主张“知”先“行”后。他在解释“诚
意”时说：“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
①
此力行之事也。”可见，在“致知”与“力行”之间，他强调“力行”，认
为“行”是“知”的根本目的。所谓“力行”，就是“脚踏实地”，不说空
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因此，曾国藩很注
重实效，主张“凡程攻立事，必以目见为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
②。为此，他认为，王守仁的“即知即行”说乃是“任心之明”，终将“别无
所谓实行”；陆九渊强调的“先立其大”，站稳封建立场，这并不是一句空
④ 《杂著·居业》。
⑤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朱子语类》，卷九。
③ 《家书·致诸弟》。
④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杂著·克勤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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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而要从具体小事先下手。在此，曾国藩发扬了理性维系封建纲常的传统，
抛弃了理学的空疏及只讲心性的迂腐，表现出经世致用的鲜明色彩。
关于人性问题，曾国藩的观点承袭程朱理学。他认为，人性源于天理，
③
“凡人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曾国藩主张人性本善，
①
认为只是“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他同朱嘉一样，竭力主张“力
②
去人欲，以存天理”。为了恢复善良的本性，他提出了“格物”、“诚意”。
他说：“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
③
而力卒之”。他不仅要求人们认识恪守封建道德的规范，而且要求竭力实践
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完全的封建仁义道德。
如何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以“天理之公”克尽“人欲之私”？
曾国藩很强调心性修养的工夫。他从孔孟、程朱出发，提出“以敬恕为养心
④
之法”。他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敬’、‘恕’二字。……
⑤ ⑥
此立德之基。”在他看来，“‘敬’则存心不放，‘恕’则不蔽于私”。
在此，他把“敬”、“恕”，看作是实现道德完善的重要手段，是封建伦常
的根本所在。由此出发，曾国藩提出了“八德”作为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这“八德”是：“勤、俭、刚、明、孝、信、谦、浑”。他说“勤、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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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 。
曾国藩的道德思想，总体上来看，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特别是在
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所发展的近代，其阻碍社会前
进的消极作用是极为突出的；不过，由于它重视身心修养、品德节操，对于
整顿封建地主阶级的恶劣、腐败作风，抑制统治者的奢靡与堕落，也多少起
一定作用。
曾国藩虽“一宗宋儒”，服膺程朱理学，但并非象一般理学家那样，脱
离实际事务，一味潜心于性理玄谈与“存养”工夫，而是“详览前史，讲求
①
经世之学” 。长期督军、治政的活动，使有着辅物济时抱负的曾国藩，在鸦
片战争前后掀起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刺激下，超越了以讲求封建伦理为目的的
理学圈子，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从而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统一起来。
曾国藩